作者：祝念峰
近期，西方國家發生的兩大政治事件令人矚目。一是美國的“民主之春”抗議示威活動。抗議者隊伍4月2日從象征美國獨立的費城獨立鐘出發，步行10天抵達華盛頓，在國會山前集會示威，抗議金錢操縱美國選舉以及政府的不作為，要求改善民主，結束金錢政治，保證公正選舉。這一運動4月18日在當局的打壓和媒體的漠視中黯然結束。二是法國的“黑夜站立”社會運動。該運動源于一場針對法國政府新頒布的《勞動法》改革方案的抗議示威。自今年3月31日晚在法國巴黎共和國廣場開始，至今已持續一個多月。随着時間的推移，運動的主題逐漸擴展至社會治理、選舉制度、難民問題、恐怖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等多個領域。目前整個運動已經從巴黎蔓延到了法國的70多座城市，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深入分析研究這兩大政治事件及其深層次原因，有利于認清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質，澄清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看法。
一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衆上街要求民主，聽起來似乎有點荒唐，因為在一些把西方民主制度奉為圭臬的人看來，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最優的民主模式，代表着人類政治的發展方向，乃至“曆史的終結”。多年來，西方國家一直高舉“民主”旗幟，将西方的民主模式當作“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并且一度要求其跨國公司于海外投資時，必須承擔推廣其“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責任。同時，把不同于他們的民主政治制度打入另類，煽動民衆搞街頭政治。“民主”已成為少數西方國家維護國家利益、實現霸權統治的政治工具。然而，幾十年來，經由西方民主化改造的國家，不僅沒有更民主、更自由、更穩定，很多國家反而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民主化”成為禍亂世界、制造社會分裂與國家動蕩的根源。“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會危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難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西方民主已經淪為一種民主形式掩蓋下的金權政治。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窮人不僅遠離财富，遠離自由，同樣也遠離了民主。美國的民主已成為金錢和權利的遊戲，普通人則隻是這場遊戲的旁觀者而已。美國《紐約時報》和全國廣播公司聯合調查顯示，至少有84%的選民認為，如今的美國選舉中流入了“太多金錢”；85%的人認為，除非改革或是徹底重建美國的選舉制度，否則無法改變“金錢政治”這一現實。在“民主之春”抗議活動的參與者看來，當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被金錢綁架，華爾街的利益集團不斷侵蝕決策集體，使用金錢支配他們“在政府中的仆人”。在當今的西方社會，政府被資本俘虜，權力與錢力聯姻，使所謂民主政治岌岌可危。據《環球時報》2015年9月25日報道，91歲高齡的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做客電視訪談節目時，稱“美國民主已死”。他表示，現在即便得到參選機會，他也沒有能力參加總統選舉，因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扭曲成為一種基于龐大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體系，該體系“将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後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今年參選的特朗普更是在電視辯論中說：“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裡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幹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也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肮髒的時代，億萬富豪正在收買選舉和候選人。”
其次，西方的民主政治實質上成為“财團政治”“寡頭政治”。西方的選舉制度，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有能力提供巨額選舉資金的隻有财團。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府與金融财團、金融寡頭是緊緊綁在一起的。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高漲和70年代“水門醜聞”對美國政治制度重擊之後，美國曾對政治捐款上限作出設定，這對金錢政治起到過一定矯正作用。但是，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屬言論自由的一種”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業、工會等的政治捐款為違憲，導緻“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興旺，金錢從而可以曲線施展其政治權力。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取消了個人對候選人和政黨的捐款上限，這意味着有錢人影響政治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證。“民主之春”運動和前幾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了美國民衆對美國當前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抗議者們意識到：統治美國的實際上有雙重政府，一是作為“面具”的政府：白宮、國會、最高法院；另一個是掌握真正實權又不受任期限制的政府：大财團、大資本家。越來越多的美國選民認為億萬富翁和大财閥、大企業才是美國大選的真正玩家。
再次，資本自由和大衆平等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平等是西方國家最喜歡标榜的觀念之一。從西方啟蒙運動開始，平等就是啟蒙的要素價值之一，是資産階級在上升時期成為廣大中下層大衆利益代表的一面旗幟。但随着資産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态等方面上升到統治地位，就在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合中，逐漸以單向度、同質化的方式不斷突出資産階級自由、民主的價值，尤其把自由強調到難以複加的高度，而平等的價值則逐漸處于自由、民主的附屬地位。當社會大衆的平等要求與壟斷資本的自由原則相沖突時，大衆的平等要求就必須絕對服從資本自由的制約和規範，甚至會被納入為社會主義“敵對意識形态”而加以攻擊。于是，在歐美發達國家，自由成為核心價值，甚至中産階級以下的人民大衆長期以來也都“被自由”了。自由壓倒平等成為西方社會最主要的核心價值之一。這次“民主之春”抗議活動，美國民衆通過公開反對不平等的金錢政治形式，要求在資本自由與大衆平等之間作出新的權衡與抉擇，這必将産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國家所推崇的平等隻是針對封建社會階級特權的形式平等，即機會、程序等方面的平等。在自由主義者眼裡，事實平等既無可能，也無意義，除了導緻抹殺個體差異和營造社會的懈怠之風，别無裨益。
第四，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矛盾愈發尖銳。西方自由與民主本質上存在沖突，尤其是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西式民主說到底是為資本集團獲取巨額經濟利益服務的。在令人目眩的民主政治博弈背後，終究是選票敵不過鈔票，“一人一票”敵不過“一元一票”。正是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存在本質上的沖突與矛盾，西方的民主政治，隻有熱鬧的形式，而實質都集中到經濟自由，各類大資本所組成的利益集團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正是由于大衆不滿徒有虛表的民主形式，因而對投票選舉的熱情不斷降低，對政黨、政客的不滿與日俱增，不僅有激烈言辭，而且有激烈的行動，西方政權的合法性正面臨危機。
尤其讓人深思的是，面對“民主之春”，美國主流媒體選擇集體失語，凸顯了其“新聞自由”的雙重标準。如果某個發展中國家發生類似的街頭運動，西方媒體早就鋪天蓋地“滾動式”報道了，并且多半會不斷以支持态勢和渲染性報道挑動民衆情緒，其結果是遊行示威在和政府對峙中變成流血沖突，然後西方國家又會對該國政府進行幹預制裁，從而進一步鼓動民衆情緒和街頭政治。在這種輿論環境和外界壓力下，政府根本沒有機會在良性狀态中恢複正常的法律和秩序，以至最終導緻全面失控——這幾乎成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街頭運動在西方媒體和政府幹預下的固定模式。與之相反，發展中國家媒體則很少會因為這樣的内政去指責幹涉西方，即便有一些指責之聲也難以造成影響。這是因為目前的國際傳媒和信息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這樣的輿論環境使西方國家的政府能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及時恢複其法律和秩序。
在“民主之春”示威抗議活動中，華盛頓警方共逮捕了1420人次的示威者，抓捕人數創下了華盛頓當地的曆史紀錄，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肯定會被西方媒體嚴重政治化和妖魔化。但發生在美國，媒體就非常“寬容”。标榜“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西方媒體，實際執行的是雙重标準。正如“民主之春”抗議活動參加者亞曆克斯所說，美國主流媒體此次集體“失語”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因為報道反‘金錢政治’抗議活動不符合這些主流電視台的利益”，“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為例，它的母公司時代華納公司是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希拉裡·克林頓的第八大政治獻金提供者。有線電視新聞網當然不會願意去碰觸這些反對政治獻金的抗議活動。”而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傳輸公司康卡斯特是國會重要的利益集團，是兩黨的重要捐贈者，同時也是微軟全國有線電視廣播公司的母公司。
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接連發生一系列令世人震驚的事件：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深，美國信用評級近百年來首次遭下調，因兩黨之争國會不給撥款，聯邦政府曾一度被迫關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難民危機又雪上加霜；英國爆發幾十年未見的大規模街頭騷亂，“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迅速蔓延全美和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甚至個别北歐國家發生多起震驚世界的嚴重暴力、槍擊或大規模騷亂事件。種種亂象表明，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下，西方國家正在經曆一場深刻的制度性危機。
經濟難脫困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各國經濟不僅複蘇乏力，而且深陷高負債和低增長的泥潭。據統計，美國一半以上的州債台高築，有的州瀕臨破産，隻能靠舉債度日。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辦法和出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經指出，“因金融系統過錯造成的損失正由社會均攤，收益卻進入私人腰包”，“這是扭曲的經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雖已享受到‘經濟複蘇’，而實體經濟的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中掙紮”。這種現象，折射出西方經濟制度的本質：一方面，虛拟經濟過度扭曲發展；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空洞化傾向明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産業分工的浪潮下，把大批制造企業移師海外，結果是企業雖然實現了資源全球配置和利益最大化，但國家卻出現了産業空心化。以英國為例，工業在經濟中的比例僅約21%，以金融為主導的服務業産值則超過70%。産業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國家應對危機、實現增長的能力。“民主之春”“黑夜站立”以及之前的英國騷亂、“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生，同其長期以來扭曲的經濟結構、産業結構、就業結構和金融服務業的異化有很大關系。
政治弊端凸顯。從“占領華爾街”到“民主之春”，民衆将矛頭直指美國的政治體制，呼籲“将金錢踢出選舉”“清理與資本相聯的政治體系”，要求國會立即采取行動，“結束政治中的巨額金錢腐敗，保證自由公正的選舉”。西方國家的政治實際上已被選舉政治劫持，金錢的力量已深深操縱和扭曲了政治過程和政策制定。受限于金融資本和利益集團，政客們見風使舵，而不顧經濟規律和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因為“連任比責任更重要”。以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問題為例，債務危機前，有些國家為取悅選民、争取選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債務；債務危機發生後，受國内政治矛盾牽制，以及受到歐洲國家與歐盟政治決策之間沖突的影響，債務危機久拖不決，引發民衆對現存政治結構的不信任和對政治體制效率的質疑。
社會動蕩不安。“民主之春”“黑夜站立”抗議活動的迅速蔓延，暴露了西方國家社會領域中存在的諸多矛盾。國際金融危機導緻經濟持續低迷，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福利減少、失業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貧富差距擴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觸發了社會的諸多矛盾和不穩定因素。金融危機以及反危機緊縮财政措施，使西方國家久已存在的福利、就業、移民等問題凸顯、激化，導緻民衆示威遊行不斷，社會發生動蕩。2010年以來，先後爆發了希臘反緊縮示威及騷亂、法國數十萬民衆反對提高退休年齡的遊行和多行業大罷工、英國民衆抗議學費上漲、西班牙民衆抗議高失業率以及全歐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大遊行等大規模抗議活動。在西方發達國家風起雲湧的“占領運動”中，主要的一線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沖擊。為了轉嫁危機，美歐等西方國家以實施人道主義援助、保護人權等各種借口，發動多次戰争，造成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西亞北非局勢持續動蕩，給世界形勢帶來諸多不穩定不确定因素。
三
西方國家當前正在經曆的“民主之春”“黑夜站立”等社會危機，是國際金融危機向社會乃至政治領域蔓延的結果，也是新自由主義長期泛濫和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首先，新自由主義進一步加劇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導緻嚴重的兩極分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行經濟自由化、取消資本管制、公共部門私有化和全球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等措施。新自由主義鮮明地代表了資本特别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金融壟斷資本的主要獲利模式就是錢生錢，即用錢來套取更多的錢，這種機制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社會财富不斷向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少數富人集中，财富分配越來越失衡。富人們還通過金錢控制選舉，使政治淪為為自身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2010年美國貧困率為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2014年有4670萬人處于貧困狀态。2015年有超過56萬人無家可歸。英國、法國同樣存在階層固化、兩極分化嚴重的問題。
其次，新自由主義加重了經濟運行的無政府狀态。新自由主義幾乎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主張對公共部門實行私有化、消減社會保障和福利、削弱工會和對勞動力的市場保護、開放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放松對市場的管制，結果造成金融資本主義極度泛濫，加劇了經濟運行的無政府狀态。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家們非但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竭盡全力遊說國會，試圖扼殺所有金融監管法案，導緻意在監管華爾街、保護消費者、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在推出多年後，至今仍是一紙空文。金融資本完全挾持了政府和整個經濟，并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
再次，新自由主義造成虛拟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嚴重脫離。在過去數十年中，美國金融資本迅猛發展，造就了一批強大的金融利益集團，培育出大批富可敵國“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影響乃至操縱美國政權，推動美國經濟金融化不斷深化，結果導緻虛拟經濟無度擴張，實體經濟不斷萎縮。在美國經濟中，實體經濟創造的GDP比重已由1950年的62%降到今天的34%，尤其是制造業所占比重由27%降到11.7%，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則由11%升到20.7%。美國當前所有的經濟、社會、債務和政治問題，都與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态密切相關。華爾街的精英們利用發達的金融體系推動大量資本在股市、彙市、債市、期市以及各類金融衍生産品市場循環流動，并比賽着進行“金融創新”，以“錢生錢”的外衣掩蓋其巧取豪奪的實質。虛拟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脫離，一個被完全虛拟化的經濟，怎能不發生危機？
最後，新自由主義導緻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本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長期以來，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一直在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态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新自由主義則把個人主義變成了絕對價值。新自由主義學者曾告訴人們，自由市場經濟是通向最高效率、快速經濟增長和創新的坦途，能使所有願意勤奮工作并利用機遇的人享有繁榮富裕。但實際情況是，在當前的西方社會，僅僅依靠努力工作和遵守遊戲規則不再是一條通往成功的或有尊嚴的道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就像一個漏鬥，把最近幾十年創造的财富大部分過濾給了少數财富精英，而中下層民衆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内，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激增已經到了無法解決的地步。
四
縱觀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發現，每一次危機的具體表現形式雖不相同，但危機的根源卻是一樣的。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雖然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但并未超出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邏輯，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預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當前西方國家的危機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生産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資本為了追求利潤從來不擇手段，因此必須監管。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監管資本無限追求利潤的貪欲是不可能的，否則就不是資本主義了。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的罪惡時曾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肮髒的東西。”早期的資本主義是用粗暴、野蠻的手段來獲得最大利潤，而現在則用高科技等很隐蔽的手段，如金融衍生品。資本産生的巨大超額利潤卻被一小撮資本家私人占有。
當前西方國家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産物。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區别于以往任何生産方式的是，一方面社會的生産力獲得巨大的發展，生産達到高度社會化的水平；另一方面社會的生産資料和生産成果卻被一小撮資本家私人占有。但與此并存的卻是勞動人民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趨勢，即通常所說的生産過剩的危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客觀上存在一種不顧市場規模而盲目提高生産能力和擴大生産規模的趨勢，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又為生産規模的擴大創造了條件。馬克思對此有着生動形象的描述：資本家隻要有條件降低工資成本——通過減薪、解雇或生産的自動化——就會想去謀求更高的利潤率。但他們忘了，裁員後剩下的那些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買不起自己生産出的産品了。資本家在減薪上取得的成果，卻變成了他們在銷售商品時遇到的問題。資本主義從來不想去解決這個基本矛盾。周期性出現的情況是，每當資本家為提高利潤率而将工人的薪水下調得太過分的時候，系統就會崩潰。在馬克思的時代，這個危機主要表現為大量過剩商品賣不掉，而現在統計技術、經濟預測技術發達了，企業可以估算未來一段時間的市場需求，并以此安排生産，因此生産過剩不直接表現為商品過剩，而是表現為企業的開工率不足。這直接導緻失業率增加。今年2月，雖然美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在10%以下（9.7%），但美國共和黨總統競選人特朗普最近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稱，美國現在失業率實際數字高達20％。歐盟統計局2016年4月28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歐盟平均失業率為9.4%。2015年，歐盟青年(15至24歲)失業率平均20.4%，西班牙部分地區高達70%以上。可見，新式的“生産過剩”已成為目前西方發達國家難以克服的頑症。隻要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存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發生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當前西方國家的危機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矛盾積累的必然爆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或“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經濟高度虛拟化并最終走向泡沫化的過程中，少數金融壟斷寡頭大發其财，進而又在新層次上加劇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導緻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銳，表現為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和全球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列甯關于金融寡頭的理論告訴我們，金融資本家通過控制和聯盟工業資本家，實現對勞動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如果說列甯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的核心内容是資本輸出，那如今金融投機和金融掠奪已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别是金融帝國美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特征。這種攫取超額利潤的方式，在使這些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道德沉淪的同時，已成為阻礙企業生産革新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
隻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存在，即生産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産之間的根本矛盾難以調和，必然會導緻個别生産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态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導緻生産無限擴大趨勢與勞動群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一切社會危機的本質根源。即使西方國家通過自身調整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經濟低迷的困境，那也隻是暫時的，其緩解國内矛盾的方法相繼失靈，解決國際矛盾的機制日益受到質疑。以至于連“曆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感歎：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曆史進化的終結。
（作者單位：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來源：紅旗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