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民卿
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毛澤東在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重要理論觀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針政策，構成了新時期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思想源頭。不論從曆史還是邏輯上講，毛澤東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先驅。
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科學論斷的思想源頭
1982 年9 月，在黨的二十大開幕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初步創立的标志性事件。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個科學論斷是總結長期曆史經驗而得出的結論，這種長期曆史經驗的積累是從毛澤東開始的。
20 世紀50 年代中期，随着我國建設事業的全面開展，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弊端逐漸暴露，尋找适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出來。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再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創造性結合，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理論貢獻，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做了物質和思想上的準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形成的曆史和邏輯的起點。
1956年三、四月，圍繞着如何看待蘇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曆史功過的全面評價，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再次結合、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具體道路。他反複強調，中國必須以蘇為鑒戒，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地探索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決不能教條主義地硬搬别國的經驗和模式。對此，薄一波回憶道: “毛主席在1955 年底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那時候，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 同時，也陸續發現蘇聯的某些經驗并不适合我國國情。因此，同社會主義改造一樣，能否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适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進行、少走彎路的一個大問題。”
《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探索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而又比較系統的理論成果，他在這個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必須以蘇聯為鑒戒，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正确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避免或少走彎路。1956年8月，他突出地強調: 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然帶有自己的特點。“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将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是月的24 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多次談到要把普遍原理同具體特點結合起來，突出民族特點，實現普遍原理的中國化，創造具有中國特點的東西。他說道: “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學外國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
這些重要觀點是他在思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提出的，可以說是他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後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于書中關于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具有自己特别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他極為贊同，表示必須把“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
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思想源頭
毛澤東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學說，提出了判斷政治是非的根本标準，初步提出了關于改革開放的思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哲學根據和方法論基礎，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思想源頭。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毛澤東第一次深刻而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矛盾學說。他明确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二者之間既有基本适應的一面，又有不相适應的方面，可以通過改革調整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領域不适合生産力發展的方面，使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這個理論是對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重大創新，為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撥亂反正，制定改革開放政策，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及各方面體制改革，提供了深層次的哲學根據。
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指出，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階級鬥争已經結束，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這個矛盾決定了必須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這個思想是新時期黨科學把握主要矛盾的前瞻性判斷，是明确提出發展生産力是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哲學根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理論基礎。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對抗性的，後者是非對抗性的，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解決方法是不同的，必須正确區分和處理，要把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在《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強調必須用辯證法思想來處理這些關系，既要堅持兩點論又要堅持重點論，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決好非主要矛盾，這種辯證法思想必須要貫徹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這些論斷為新時期提出正确處理現代化建設重大關系理論、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依據。
毛澤東根據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和廣大人民群衆的意志，明确提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判斷政治生活中言論和行動是非的六條基本标準:“( 一) 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 二) 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 三) 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 ( 四) 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 ( 五) 有利于鞏固共産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 ( 六) 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這六條标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
1979 年，在啟動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系統闡述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的直接理論來源，就是毛澤東所論述的六條基本标準。鄧小平講道:“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産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産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接着說: “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所謂不是新東西，長期以來一貫堅持的，就是說毛澤東早已經講過的這些原則，中國共産黨人一直堅持的這些原則。
在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毛澤東初步提出了一些重要論斷，為新時期黨制定改革開放政策提供理論準備。在經濟體制和所有制結構方面，他明确提出，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性都沒有，也就是一定要合理調整體制機制，要劃分好中央和地方的經濟管理權限，充分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對外開放的問題上，他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号，強調學習外國、對外開放要搞兩點論而不是一點論。他說道: “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在依靠自己和借鑒外國經驗的關系上，他提出了自力更生為主、争取外援為輔的基本方針，強調必須破除迷信，埋葬教條主義，獨立自主地搞好自己的建設，要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這些論斷明确了對外開放的科學方法和根本原則。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思想源頭
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我國處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初步判斷，對基本國情作出了比較準确的分析，為科學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總的依據，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思想源頭。
科學認識和把握基本國情，是正确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和出發點。什麼時候能夠正确地科學地把握基本國情，什麼時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能夠順利發展，相反則會遭遇到曲折甚至嚴重挫折。在抗日戰争時期，毛澤東就明确指出: “隻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
建設适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搞清中國的國情實際，制定正确的方針政策。在這個方面，毛澤東做出了艱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關于中國的基本國情，他明确提出: 中國是一個大國窮國，就是一窮二白，人口多，底子薄。1955 年，他提出了“大國窮國”的初步概括: “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1957 年，他再次指出: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1960 年，他提出了“一窮二白”的論斷: 帝國主義列強“實際上統治了中國一百多年，使中國變得很貧窮，變成一窮二白。窮就是貧困， 白就是文盲多”。“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有很多科學項目，我們還沒有着手進行。因此，我們說我們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1962 年1 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凝練地概括了中國基本國情:“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産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這個概括後來被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直接引用，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強調，中國的國情特點最突出的就是兩點，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鄧小平的這個概括，無疑是直接導源于毛澤東的。
在對國情狀況判斷的基礎上，毛澤東對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做出了比較準确的分析。1958 年，因為急于把中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和當時大多數中央領導都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忽視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片面追求大躍進，造成了重大損失。經過曲折，毛澤東開始冷靜思考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問題。1959 年底到次年初，在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他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做出了科學的分析，對我國的社會發展階段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做出了冷靜的、實事求是的判斷。毛澤東指出: “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才算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由此階段經過更長時間的發展，才能進入共産主義社會。鑒于蘇聯的經驗教訓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他繼續說道: “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這實際上就是做出了中國尚處于并将長時間處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初步判斷。這個判斷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情依據和出發點，構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思想源頭。
基于對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和長期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不能設想得太快、太容易，根本改變中國經濟落後的狀況不能太急，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難免會出現曲折，遭遇各種困難，因此，“甯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鑒于工作中曾經出現過急躁盲動的錯誤，他在20 世紀60 年代初反複強調: 中國要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趕上西方發達國家，至少要一百多年的時間，“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要使生産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長期性的分析判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的戰略決斷，具有極大的前瞻性和啟發性。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關于基本國情的判斷，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甚至關于初級階段時間的判斷等，都與毛澤東的說法極其相似。
四、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的思想源頭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偉大論斷，制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奮鬥目标，謀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形成了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的思想源頭。
在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行動指南之後，毛澤東就始終不渝地堅定共産主義理想信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進行不屈不撓的奮鬥。經過長期奮鬥，到了1949 年，中國革命即将獲得全面勝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确提出了中國共産黨要建設的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制度取向: “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産，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再次強調，中國的制度選擇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中國共産黨就是要領導中國人民，“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
新中國成立後，他領導黨和國家迅速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領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20 世紀50 年代中期，面對國際國内複雜形勢，他毫不動搖地宣告: 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說道: “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裡去? 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 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産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偉大口号，如今已經成為中國共産黨人、中國最廣大人民群衆的集體認同，成為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偉大旗幟。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開始謀劃社會主義中國的奮鬥目标。20 世紀50 年代，他多次宣告，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确定了中國發展前進的遠大目标。1954 年9月，他豪邁地向全世界宣告: 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将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目的一定要達到，一定能夠達到。1956 年8月底，在黨的八大召開之際，他再次宣告: 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從那時以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一直作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
為了把這個偉大目标具體化，毛澤東科學謀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長遠發展戰略，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開始探索。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提出了“三年五年恢複，十年八年發展”的規劃; 20 世紀50 年代早期，他提出了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左右的時間，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戰略;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他提出了要過好民主主義的關、過渡時期關和社會主義關的“過三關”思想。經過反複的思考和調查研究，1957 年2 月，他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初步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構想: “将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 年底，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進一步深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構想，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
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标和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對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制定具有極大的前瞻性，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奮鬥，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正逐步得到實現。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源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偉大創造。人們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往往隻是從鄧小平談起。其實，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也做出了重要探索和重大貢獻。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他明确提出要創造中國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強調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形成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源頭。
毛澤東強調，為了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總結中國經驗，産生自己的理論家，創造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他指出: “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産黨，任何國家的理論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産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多次談到要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他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做出了重要論述，他明确提出要像馬克思撰寫《資本論》、列甯撰寫《帝國主義論》一樣，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是他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任務。其實，這不是教科書的問題，而是要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和經濟發展道路的問題，探索更加合理的、更加有效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問題。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在這個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1984 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經濟學觀點，鄧小平高興地評價道，這“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這可以說是對毛澤東所提出的重大理論任務的回答，當然後來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
在艱辛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方面作出了重要創新，特别是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他率先提出: 不能把商品生産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把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對立起來。商品生産本身是沒有什麼制度性的，它隻是一種工具，看一種商品經濟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産”。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産和交換，使商品經濟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中國的商品經濟很不發達，一定要“有計劃地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産”; 一味否定商品經濟的觀點是錯誤的，“是違背客觀法則的”。
這些論斷對鄧小平推動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着極大的理論先導作用，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許多論述同毛澤東的這些論斷有着極其相似的地方。有些人一味說毛澤東不懂經濟，阻礙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等等，甚至有意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問題上制造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對立，這種做法要麼是對曆史的無知，要麼就是刻意地回避曆史。
正因為看到了商品生産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毛澤東對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高度重視，強調要認真學習和利用價值規律，使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他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指出，在對待資本主義和私營經濟問題上，既不搞教條化也不搞西化，可以在搞國營的基礎上搞私營，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搞資本主義。這些分析對新時期我國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有着重要的啟發意義。
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源頭
在探索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毛澤東領導黨和國家制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方針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和重大原則，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源頭。
在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要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中國必須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必須正确處理好農輕重的比例關系，經濟建設要以重工業為重點，但重工業要多些快些發展，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在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上，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堅持以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的方針; 在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上，必須統籌兼顧，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反對過分集中; 在經濟建設的基本方法上，既要反對保守又要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搞好綜合平衡，統籌兼顧，适當安排，勤儉辦事。
在政治建設方面，他提出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政治建設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内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在政治建設過程中必須處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關系，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等; 在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須牢牢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中國共産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必須加強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民族問題上，堅決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推動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促進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發展，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擴大黨内民主和社會民主，把堅持民主集中制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提高到鞏固國家政權的高度; 必須反對官僚主義，逐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在文化建設方面，他明确提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建設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針，必須牢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它的基本原則“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他親自主持把馬克思列甯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寫進新中國的首部憲法當中，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意志，把黨的指導思想上升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态。他創造性地提出了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方針即雙百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争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在學習借鑒人類文明方面，他提出要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繼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學文化知識; 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号; 他充分肯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
在外交工作方面，他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确定了新中國處理國家關系的根本原則; 在世界總體格局上，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指出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要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争取第二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的控制，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中國現在不是，将來也決不做超級大國; 在黨際關系上，強調各個國家的共産黨是兄弟黨而不是父子黨關系，各國共産黨應該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确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些重要原則和論斷，為新時期我國正确處理國際關系、科學判斷時代特征、參與國際事務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七、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思想源頭
毛澤東曆來高度重視黨的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科學論述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重要觀點，探索了執政黨建設的規律，形成了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思想源頭。
毛澤東深刻論述了中國共産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的科學論斷，強調“中國共産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一點是判斷政治是非最重要的标準。
毛澤東高度重視執政黨建設問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告誡全黨，中國共産黨奪權全國政權後，成為領導一個大國的執政黨，必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要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因為取得了革命勝利，一些黨員幹部在思想狀态上将會發生重大變化，“黨内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在此情況下，有些人将會在勝利面前丢掉優良傳統，失去黨性，喪失意志，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為此，毛澤東向全黨發出号召，“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确保我們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始終保持優良的作風，不但要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他針對新的形勢和特點，及時提出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緊迫任務: 必須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紀律，維護黨的高度團結統一; 牢固堅持集體領導的制度，充分發展黨内民主，加強黨内監督，依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保證黨和國家的正确領導，堅決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傾向; 必須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警惕和預防黨的幹部腐化腐敗、變質變色; 必須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等科學論斷，明确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隻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必須始終貫徹黨的群衆路線，密切聯系群衆，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 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他還從社會主義制度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高度強調共産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養共産主義接班人的重大曆史任務，提出了無産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标準，即堅持馬列主義，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堅持民主作風，善于進行自我批評;并初步提出了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設想，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領導崗位，提出了在中央領導中設置一線、二線，推行黨代表常任制和領導幹部任期制。
總的來說，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進程中，着力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創新成果，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思想源頭和直接理論來源，把毛澤東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先驅，不論是從曆史上還是從邏輯上都是不過分的。
當然，必須看到的是，毛澤東的探索雖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積累了豐富經驗，但也遭遇了嚴重曲折并留下了沉痛的教訓，這些經驗教訓都是後來人發展進步的寶貴财富。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講道: “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确的經驗。正确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我們應該從這些教訓中獲得啟發，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地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共産黨人長期的曆史任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已經愈益成為全體中國人的集體共識，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或改旗易幟的邪路，都是極端錯誤的。其次，必須科學認識和把握基本國情，這是正确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和出發點; 當前，我們就是要堅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實際出發，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斷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再次，必須把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同人民群衆的主體創造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基本條件，不尊重曆史發展規律就會片面地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而陷入主觀主義和空想主義，不尊重群衆的創造性就會錯失發展機遇;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牢牢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實現客觀與主觀的良性互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的強大合力。最後，必須充分發揚民主，凝聚集體智慧，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勇于改正工作失誤，這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優良傳統，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重要保證; 我們既不能幻想不出現失誤，也不能在失誤面前驚慌失措，而是要以真正共産黨人的氣魄勇于知錯認錯糾錯，以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在新的曆史起點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推向前進。
(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員；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