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爆發50年零一天的淩晨，人民日報發了署名評論文章，文章重複了《曆史決議》中的既有結論，并有一些微妙新說法。
署名評論第三個自然段中說，“《曆史決議》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同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區分開來，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同這十年的整個曆史區分開來，有力回擊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來否定黨的曆史、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觀點。”
這句話的意思可以看出，在文章作者那裡是把文革适度地做了切割，隻否定當中的一些東西，而保留了另外一些東西。好比文革是個西瓜，以前的說法比較籠統，隻講徹底否定西瓜，現在則把西瓜皮、西瓜内皮、西瓜瓤、白西瓜子兒、黑西瓜子兒做了區分，明确地指出否定的是哪一部分。
現在我們來關注四個概念:（1）文化大革命時期，（2）文化大革命十年整個曆史，（3）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4）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錯誤與實踐。
就第三個概念而言，“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概念，延展開來或有作為其他運動，例如科技運動、生産運動、婦女運動、愛國衛生運動文化大革命……否定的隻是“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報的署名評論中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徹底否定，對“文化大革命這10年的整個曆史”，沒有徹底否定。由此，在邏輯上，便把“前30年後30年不能相互否定”聯系起來了。如果對“文化大革命這10年的整個曆史”也要徹底否定，如果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也要做徹底的否定，那麼“前後30年不能相互否定”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在形式邏輯上也不成立了。
尤其值得稱贊的是，在今天這樣複雜的情勢之下，人民日報署名評論文章作者能夠旗幟鮮明地在評論中表明了對“借否定文化大革命來否定黨的曆史、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社會思潮的态度。這是不容易的，應該點贊。不能指望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把什麼事情都講到講透，更不能指望一篇署名文章超過中央關于文革決議的效力。
評論文章的标題，網上叫《絕不允許‘文革’錯誤重演》（報紙原題為《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前進》），但細讀會發現，文中嵌入了另外一個主題：絕不允許打着反思文革的旗号，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黨的曆史，否定社會主義。評論開篇便講到鄧小平與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那個談話長達4個小時，由施燕華擔任翻譯（施是吳建民大使的夫人）分作兩次，内容很多，但最關鍵的一段話是這樣的：“我們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将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财富。所以，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挂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盡人皆知，《中共中央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516通知）與《曆史決議》最大的區别，就在于前者強調“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強調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而後者否定了以階級鬥争為綱”，否定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裡面有一個情況必須講明，《曆史決議》否定文革，其所否定的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理論的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包括以階級鬥争為綱的理論，而非否定階級鬥争，而非否定無産階級專政。
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在一些人那裡，否定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竟然發展到否定無産階級專政，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否定黨的領導……這就出了大格了，這就突破底線了。這種突破底線的做法30多年來成為一種顯象、亂象，成為改革中出現一些人民群衆痛恨問題的總根源，成為一些人、一些工作的指導思想混亂，進而造成更多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查當年《曆史決議》，社會主義有否被否定？當然沒有。人民民主專政有否被否定？當然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有否被否定？當然沒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有否被否定？當然沒有？《曆史決議》對反對什麼、否定什麼、堅持什麼講的很明白，直到2015年版的中國共産黨章程，依然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做了莊嚴強調。
前段時間去了英國，尋訪馬克思故居，完成了美國國際衛視《司馬白話.特别節目》50期工作量。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講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适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産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墓地拜谒時我在想：既然在整個過渡時期，隻能是無産階級的專政（人民民主專政），除非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否則這個專政是躲不掉的，但為什麼在中國，在那些聲稱反思文革的人的那裡，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了一個負面詞彙了呢！進而又想到，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當中，哪些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既有的？這些理論在“中國化”之前是以什麼樣态存在的？“中國化”了以後階級鬥争和人民民主專政還要不要？要，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束之高閣還是拿來使用？今天少用今天不用，甚至提都不敢提、碰都不敢碰的原因是什麼？不再用人民民主專政了，用什麼東西來替代它呢！……
列甯誕辰146周年那天，我在莫斯科紅場，人山人海，紅旗飄揚，俄羅斯共産黨領袖久加諾夫領導的共産黨員來拜谒列甯墓，他們舉着紅旗，喊着口号，唱着國際歌，胸前别着列甯的像章。人們從紅場中央列甯墓，一直排到廣場外的入口處。俄羅斯共産黨目前在俄羅斯是第二大黨，議會中占有第二多數的議席，他們依然堅持列甯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并且得到了較多的底層民衆的響應。
參加紅色旅遊活動的中國遊客與俄羅斯的共産黨員老老少少一起高唱國際歌，許多人現場流下了激動的淚水，置身其間，我感動不已。一個十幾歲的英俊少年，我問他，你是共産黨員嗎？你為什麼參加這個活動啊！他，忽閃着大眼睛回答說，“我喜歡列甯……” 現場大家都為這個少年鼓掌。後有人說，他是久加諾夫的孫子。接受完我們的采訪之後，他果然站到了久加諾夫的旁邊。
問題不在于這個“小鮮肉”是誰的孫子，問題在于我們是誰的孫子。即今天還要不要繼承馬克思主義？還要不要繼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成果？有些人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号，卻不願意繼承馬克思列甯毛澤東思想當中原理性的内容，俄羅斯情況可能正相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理解社會主義的主張，概可理解為“休克死”之後俄社會急劇變革緻社會動蕩的一種報複性反彈。俄共的主張很簡單，概括為一句話：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俄羅斯。
回顧曆史，蘇聯社會發生的颠覆性的變化，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丢掉了列甯無産階級專政這把刀子，顯然是一個非常緻命的重要的原因。蘇聯轟然倒塌，社會主義聯邦遭到了解體命運，而這種解體并沒有帶來地球村村長所承諾的民主自由人民的幸福生活，北約繼續東擴，俄羅斯尊嚴一再被冒犯，直到今天，俄還遭受着美歐一些國家的制裁和羞辱。在俄羅斯，我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年輕一代對北約東擴美國制裁等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愛國心。
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理論，列甯論說得最多最充分，他的《國家與革命》核心即無産階級專政問題。列甯重複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在整個過渡時期，無産階級專政是絕對必要的。“無産階級需要國家政權，集中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的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為的是頓導廣大民衆即農民、小資産階級和半無産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無産階級專政在中國，後改用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合二為一。許多人講到鄧小平，隻講他改革開放的言論，避而不談鄧小平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四項基本原則問題。
鄧小平不僅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談社會主義黨的領導，肯定毛澤東，而且貫穿在他複出工作直至去世的全過程當中，越是到晚年越是着意于強調四項基本原則。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争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衆。他還講，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在這一點上，鄧小平非常果斷。他說話從不啰嗦，斬釘截鐵，他做事也幹脆果斷。兩個總書記既然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不聽招呼不自覺，跌倒在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泥坑裡，一等爬不起來，二等爬不起來，隻好棄而不用。這可以算作一個例子吧，第二個例子發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具體的就沒有必要說那麼細了。
1987年三八婦女節那天，鄧小平說，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甯，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一切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緻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這話說的給力不給力？鄧小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給力不給力？一些人把堅持無産階級專政說成是文革，難道鄧小平在搞文革嗎？
1989年4月25日，“事兒”已經發生了，市面上亂糟糟的，但是還沒有進入最極端化。鄧小平提出，“四個堅持”中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手段要用起來。應該說這個時候，關于問題怎麼解決，已經有了一個總的調子了。無産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是一把刀子，有事兒的時候拿起刀子來再自然不過。
1990年12月24日，“事兒”過了，動亂大緻平息了。鄧小平：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丢。你鬧資産階級自由化，用資産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無産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内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産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的這段話講得相當精彩，是鄧小平的理論中最精彩論述之一。
在今天理論建構當中，有一個“特定頂級概念”怎樣兼容的問題。專擅此道某君，說到人民民主專政，疊床架屋搭積木已見力不從心。前些年，有人采取眼不見心不煩，耳不聽心不煩的“自靜大法”來應對之，少談、避談、不談，就害怕燒香引鬼，怕人家說自己文革思維，怕人家說他不夠開明，怕人家說他不是一個開明紳士，怕人家說他改革開放不夠徹底。這種正确與否評價标準外部化的現象很耐人尋味，這種把西方社會思潮西方政客好惡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對不對、好不好、行不行标準的現象很耐人尋味。
毫無疑問，在階級鬥争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上， 應該把認識統一到黨的基本路線上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鄧小平說要管100年， 這才幾年光景啊！
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視同于文革，真是一個奇怪的邏輯。這個奇怪的邏輯愈發說明，我們繼續前行，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否定文革的錯誤，并不等于否定我們黨的曆史，并不等于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一些領導幹部，喜歡在重大理論問題上與老百姓玩戰略模糊，也或者他們自己并不自信，隻把“馬列毛鄧三科中國夢”當成相聲演員熱場使用的繞口令，通常以極快的速度像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兒一樣，裹着舌頭在嘴裡閃遛，根本不走心，尤缺乏行動上的自覺。
外部不争論，對社會上焦灼的議論采取息事甯人的态度，作為一種策略可以理解，但内部不清楚，内心不笃定，這就麻煩了。這個問題不但一般黨員群衆糊塗，很多高級幹部也不清楚，兩任總書記有前車之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強調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确有必要。
今天，以陰謀史學刊物為代表的某些勢力，竭力拔高在資産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犯了錯誤的某任總書記，并非出自對其人的不竭懷念，而是對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事處理耿耿于懷，出自對現實政治的恨意投射。與這種政治異動相關聯的，還有意識形态領域的種種價值颠倒……
這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抛開其他問題不談，理論上的糊塗、立場上的錯位是其重要原因，而害怕被戴上文革的帽子進而躲避、繞開四項基本原則、違背四項基本原則，是理論糊塗、立場錯位的具體表現。
“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丢。你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馬克思說，階級鬥争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産階級專政……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内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鄧選三卷）。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要我們明确是非的界限，還有比這更大的大是大非了嗎？今天，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到底有多清楚呢！
須強調一個意思：保持黨的決議的嚴肅性，反思文革是一回事，保持戰鬥的意志和狀态，旗幟鮮明地回擊那些侵入黨的意識形态中的曆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及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等錯誤思潮是另外一回事。
30多年來，借口否定文革，這些人保持一輪又一輪的意識形态沖鋒的态勢，他們來勢兇猛氣焰驕盛，鋒芒集中指向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不僅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重要原理，也力圖從整體上徹底損毀馬克思主義科學理念。他們攻城略地，借助互聯網大肆傳播歪理邪說，講馬克思主義正确道理的人反倒成了少數派，甚至在黨校在内的高校講壇上，他們也公開打着反思文革的旗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他們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思想解放”的标志，把那些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志罵作文革餘孽……
這一類倒行逆施說明，一些人否定文革的真正用意是在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抽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基。從這個角度上看問題，人民日報的署名評論員文章第三個自然段是很有必要的，将來對文革問題的進一步梳理顯得更加有必要。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