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海平: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如此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發布者:郭夢溪發布時間:2016-10-22浏覽次數:473

摘要: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如此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出路何在?西方經濟學的出路何在?這已經是西方經濟學家無法回答的問題了。然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許多高等院校成為事實上的主流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淡化、被邊緣化,結果不僅許多青年學生,甚至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對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産生了懷疑甚至否定。這正是一些領導幹部腐敗堕落的根源之一。

一、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20147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

201511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20151218-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

201657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

201678日,在中央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隻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又要經受實踐的檢驗,進而指導實踐。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

黨的最高領導人和黨中央在近兩年時間裡多次闡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及其有關重大問題,這在我黨曆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見的。那麼,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如此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呢?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現實意義是什麼呢?

二、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如此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有着極為深刻的現實背景和理論背景的。要深入理解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從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曆史說起。

自法國人蒙克萊田于1615年最早提出“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以來,政治經濟學逐步發展成為一門學科。在西歐主要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建立過程中,政治經濟學理論及其發展曾經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産生初期即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先出現的是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後來,随着産業資本的逐步發展,為了破除封建特權對于産業資本發展的限制和束縛,出現了以亞當·斯密、李嘉圖等為主要代表的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

古典政治經濟學與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大區别在于,它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這個理論認為隻有生産勞動才是創造價值和财富的根本來源,商業即貿易本身并不能創造财富。顯然,這是一個極富價值和重要的觀點。勞動價值理論一方面論證了産業資本和工業資本主義的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這個理論後來被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下來了。

當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19世紀30-40年代的時候,由于經濟危機的爆發和貧富兩極分化,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暴露無遺。于是,出現了以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為武器的空想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産主義思潮和運動。由于空想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産主義者們并沒有認識社會發展規律以及工人階級在曆史變革中的主體地位,雖然他們進行了各種令人敬佩的試驗,但無一例外地失敗了。由此可見,要改變整個社會,要最終克服資本主義發展給人民群衆帶來的苦難,僅僅依靠少數英雄豪傑和所謂精英人物是根本行不通的。

     正是由于19世紀30-40年代興起了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運動,而且這個運動是以資産階級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理論為依據的,因而,對于當時的資産階級及其理論家來說,如何“修正”甚至否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就成為頭等重要的事情。于是,發生了圍繞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所展開的大論戰。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本身存在理論上的缺陷,這場争論的結果是,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被庸俗化、被抛棄了。于是,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進入以抛棄勞動價值理論為标志和特征的庸俗經濟學時代。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

也正是在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破産的基礎上,正是在英法德等國家興起的工人階級武裝鬥争的客觀形勢基礎上,産生了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德國的古典哲學,創立了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新哲學,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批判地繼承英國和法國的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創立了以剩餘價值理論為核心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即無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由于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的創立,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具體來說,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揭示了人類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科學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曆史局限性和人類社會最終必将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理論極大地喚醒了世界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從此以後,世界範圍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最終産生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在二戰後世界上建立起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被徹底改變了。雖然由于複雜的原因,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遭受曲折,但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原則和方向,依然像磐石一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我們再進一步看一看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發展。

     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工人運動和革命對于資産階級的統治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而,在理論上如何對抗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成為資産階級理論家和代言人的首要任務。于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發表不久,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法國和奧地利等不同國家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幾乎同時提出了“效用價值論”,産生了所謂“邊際革命”。由于“政治經濟學”已經被馬克思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後來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幹脆連這個概念也忌諱和抛棄了。從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發表《經濟學原理》開始,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在很長一段時間不再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而是使用“經濟學”這個概念。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他們這樣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因為自馬歇爾以後,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徹底抛棄了價值概念和理論,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這是與過去的政治經濟學根本不同的。因而,是否研究價值問題就成為劃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标準。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就是以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經濟學。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流派繁多,但是,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最适合資産階級的需要,最适合為資本主義提供理論辯護,所以,它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學”。

     從實踐方面來看,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其實已經在事實上破産了。雖然在大蕭條之後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内凱恩斯經濟學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但是凱恩斯經濟學也并沒有最終挽救資本主義。二戰以後,由于特殊的曆史條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曆了一個所謂“黃金時代”。但是,進入70年代後陷入長期的滞脹之中難以自拔。80年代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方面大力推進對内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另一方面在全世界推銷新自由主義,通過颠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結束冷戰,通過推行全球化,再加上新的技術革命,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迎來了一個短暫的“新經濟”發展時期。但是,由于資本主義所固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最終爆發了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直到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前途究竟何在,已經是現代資産階級經濟學無法提供答案的問題了。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們,面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困局,除了重複和修補凱恩斯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者是将二者進行混合之外,再也不可能提出什麼真正的理論創見和靈丹妙藥了。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出路何在?西方經濟學的出路何在?這已經是西方經濟學家無法回答的問題了。如果說在實踐上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走向衰落,那麼在理論上西方經濟學的前景也不可能是樂觀的。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實踐和經濟學理論的狀況。

     衆所周知,中國在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創造性運用于中國實踐,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毛澤東思想領導下,先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成立了新中國,通過三大改造,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偉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我們黨一直在艱苦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所以,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不僅更多地借鑒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且在理論上也深受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設想的影響,形成了一大二公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幾十年的實踐表明,這樣的一種經濟制度和體制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産力和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必須進行改革。

     面對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不同的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并産生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結果。在這個方面,中國與蘇聯和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下,蘇聯和東歐國家通過激進式改革,徹底放棄了社會主義,走上了一條地道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些國家20多年以來的發展事實證明,這條道路并不成功。與這些國家不同,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向,并創造性地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30多年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獲得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并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的奇迹。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黨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也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認識。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正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個具體成果。在這些理論成果中,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内容占據着核心的地位。

正如政治經濟學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一樣,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也占據着核心地位。毫無疑問,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因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是當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

     然而,我們還必須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即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現狀和格局,以及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态的形勢。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中國選擇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标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政策,為了更多地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經驗,中國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本來,我們引進西方經濟學的目的,隻是為了更好地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并不是要全盤照抄西方經濟學。然而,由于西方經濟學本身所固有的意識形态性,不僅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有意識地對中國大量輸出他們的經濟學,而且由于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許多中國人身上揮之不去,由于中國的實踐已經在事實上超越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設想,于是,一些人對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對于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不是寄希望于進一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于是,産生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許多高等院校成為事實上的主流經濟學的怪現象。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一下“西方經濟學”這個概念的由來。如上所述,自馬克思主義産生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就是世界上兩大主要經濟學理論。雖然現代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政治經濟學,但是,由于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家自己都抛棄了“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同時,為了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區分,所以,在重新介紹和引進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時候,我們使用了“西方經濟學”這樣一個概念。對于普通人來說,這個概念确有其不合理之處,因為從地域角度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西方經濟學”。但是,對于中國的大部分經濟學者而言,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

     自2008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金融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給中國經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長,從橫向比較來看,中國仍然是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國原有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産生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比較嚴重,例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生态環境和資源遭到嚴重破壞、經濟發展的質量不高,等等。國際國内因素和條件的疊加,使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觀形勢具有一定的複雜性,于是,關于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及其發展前途的問題,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熱議。一些外國學者開始發表懷疑中國道路和模式的言論,國内許多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學者和一些網絡大V們繼續秉持他們一貫的觀點和主張,大力宣揚曆史虛無主義,大肆攻擊國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大力主張全盤私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我們必須看到,由于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無批判性地傳播,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淡化、被邊緣化,結果不僅許多青年學生,甚至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對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産生了懷疑甚至否定。這正是一些領導幹部腐敗堕落的根源之一。

 由此可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黨舉什麼樣的旗,走什麼樣的路,仍然是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以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和反複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因。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出發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内容。因而,我們既要學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要學好用好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現實意義

當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世界經濟的未來和中國經濟的前景,都存在複雜性的一面。在這個重大的曆史關頭,如何運用科學的理論正确分析和認識當前國内外經濟形勢及其發展規律和趨勢,是實現我們黨所确定的雙百年目标和民族複興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和曆史趨勢,因而,隻有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正确認識當前世界經濟特别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本質特征和運動趨勢,這不僅對于我們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具有極為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而且對于進一步堅定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另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所形成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理論基礎,隻有堅持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才能更好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建設道路,才能使新時期的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和健康的道路發展。因此,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這裡主要談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隻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進一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71日慶祝建黨95周年會議上指出:“95年來,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深刻地揭示了我們黨領導國家“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迹”的根本原因。毫無疑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隻有繼續“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進一步完成“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

     就當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經濟上的所有制結構來看,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混合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從社會結構來看,社會階層已經多元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多元化的現實背景下,不同的社會階層必然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就各種經濟成分之間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來說,一方面,它們都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們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這種現實的複雜社會關系,反映到意識形态層面的表現就是,盡管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但是,由于各種曆史的和現實的原因,直到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還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某些問題還比較嚴重,于是,在學術界、公共輿論界,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噪音總是不絕于耳。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在這背後,西方壟斷資産階級妄圖颠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在其中起着巨大的推手作用。

      因此,無論是從經濟實踐方面來看,還是從社會意識形态的形勢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仍然面臨着來自國内和國際兩個方面的嚴峻挑戰。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隻有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進一步堅持、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目标,而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進一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修課。

 第二,隻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使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得到進一步健康發展。

      自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陷入持續低迷的狀态。自2012年以來,由于受到國際經濟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同時由于我國以往的經濟增長模式本身存在着各方面的缺陷,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了新的挑戰。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年回落,2012-2015GDP增長速度分别為7.8%7.7%7.4%6.9%。為了實現雙百年戰略目标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國經濟必須維持一個中高速的增長狀态。為此,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決策,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并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綜合當前國際國内各方面實際情況來看,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一方面,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具備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厚實和各種有利條件,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又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挑戰。當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時候,如何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正确地分析國際國内形勢,并确定正确的發展方向、道路和具體策略,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其中,究竟以什麼樣的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來制定和實施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就顯得尤為突出。事實上,在關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不同的人依據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所提出的觀點和主張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如:

 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的規模也越小越好。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必須全面地辯證地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不能簡單地把政府與市場對立起來,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各級政府的積極性、創造性,在承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般性的同時,更必須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條件和制度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同資本主義條件和制度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本質性差異。

 在國有企業和改革問題上,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是問題,國有企業天然就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須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等方式,使國有企業全面民營化即私有化。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産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它不僅不是低效率的,而且是我國實現重大技術創新的生力軍,是我國參與國際競争和實現國家戰略的主力軍,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标是進一步做大、做強、做優,而不是私有化。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上,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和重點就是進一步增強企業活力和進一步“市場化”,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進一步放松各種“政府管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必須把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和改革與西方發達國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經濟學供給學派和政策區别開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和重點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當前存在的産業結構不合理、部分産能過剩和産品庫存嚴重等問題,必須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基礎上,把有效發揮政府作用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結合起來,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使國有企業與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企業與民營經濟同時得到更大更好的發展,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保持中高速的良好發展态勢。

以上這些例子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我們不僅面臨着來自客觀形勢的挑戰,而且面臨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思想觀點的嚴重幹擾。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級黨委和政府隻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有效抵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其他各種錯誤思潮對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各種錯誤解讀和導向,才能正确地、準确地理解和貫徹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發展戰略和政策,确立正确的改革觀和發展觀,從而使我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得到進一步健康發展。

第三,隻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真正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總書記以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複強調和闡述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不僅是表達了黨中央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和決心,不僅是對全盤照抄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和做法的否定,而且也是對中國經濟學界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界的學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在經濟學理論方面,中國的狀況類似于19世紀的德國,即它是一種舶來品。中國一直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學理論的小學生,過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小學生,1990年代以後就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小學生。但是,我們的黨是一個富有創造精神的黨,我們的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并沒有受到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束縛,勇敢地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并且創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傳統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觀點,其中包括: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這些理論成果,是适應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革命和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我們必須承認,雖然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但是,從學理和學術的角度來說,我們還并沒有提出一套“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如何“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這正是中國經濟學發展和努力的方向。

      從經濟實踐與經濟理論的關系來說,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和經濟學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學界的地位是由這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同時,一個國家經濟學的創新又是推動這個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重要因素。亞當·斯密與19世紀英國的關系、李斯特與德國崛起的關系、經濟學美國學派與20世紀美國的關系,無不說明了這一點。

      從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曆史經驗中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經濟學的主動創新和創建,而是教條主義地照搬國外已有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經濟政策的創新與經濟的崛起和趕超。因此,不應該認為,中國還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而中國既無條件也無必要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

      從根本上來說,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是産生理論創新的根本動力。特殊時代産生新的特殊經濟現象和問題,當已有的經濟學理論不能給出科學解釋時,新的經濟學理論便會應運而生。從當下時代的特點與已有經濟學理論的關系來看,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發展大勢對已有的兩大主要流派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嚴峻挑戰。具體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道路和模式,而且也無法為金融危機之後的西方發達國家走出經濟低迷狀态提供新的真知灼見,除了在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搖擺外,很難再有什麼真正的理論創見。而曆史的經驗已經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或者是它們的混合,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周期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當然更不能解決世界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機等難題。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問題更不可能依靠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解決。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發展和創新,尤其是必須科學地解釋中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及公有制與多種所有制并存發展的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大問題,必須通過艱苦的努力,創建系統的、具有嚴謹的學術規範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任何理論創新都是對已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要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必須正确處理如何對待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問題。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本身就是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和指導的産物,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具有開放性和發展性的理論屬性,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具體化和創新形式,毫無疑問,隻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創建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總之,無論是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實踐的客觀要求來看,還是從我國經濟學理論創新和發展的内在需要來看,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各級黨委和政府都必須認真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原标題: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現實意義;來源:微信公衆号“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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