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随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開辟及其交通通訊手段的現代化，産生了真正的世界曆史。在這個新的曆史階段，任何國家和地區反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争都成為世界無産階級反對資本主義鬥争的一部分。毛澤東也指出：“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1](P161)
因此，80年前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不僅具有使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曆史意義，而且也具有鮮明的世界曆史意義。
長征從直接發生原因來看，是中國最黑暗和最落後的舊社會勢力強加給中國無産階級先進政黨及其紅軍的一場滅頂之災。加之黨内的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照搬共産國際指示的習慣勢力，使得中國革命的命運陷入水深火熱。然而，中國革命卻奇迹般經曆了這一危難，實現了鳳凰涅槃，迎來了最有希望的未來。這正如毛澤東所言：“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曆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裡，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曆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1](P150)長征勝利的世界曆史意義就在這一現實中産生了。如今，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已經成為世界曆史上最新、最壯觀的傳奇和史詩。
最早向世界客觀報道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著作是斯諾夫婦的《紅星照耀中國》和《紅色中國内幕》。斯諾曾高度評價長征：“不管人們對紅軍和紅軍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業有什麼樣的看法，誰都不可能否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的一個偉大業績。……與紅軍長征相比，漢尼拔（Hannibal）越過阿爾卑斯山簡直是假日旅行而已。”[2](P104-105)“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大規模轉移是曆史上最大的武裝宣傳旅行。”“有一天會有人把這次驚心動魄的遠征寫成完整的史詩。”[2](P106)
1971年11月15日聯合國舉行的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大會上，各個國家都表達對美國長期阻撓和排斥中國的霸權行為的反感，認識到沒有新中國的參加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實的聯合國。在這些發言中，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的講話就提到了“毛澤東是長征的革命鬥士”。他在對新舊中國做了生動比較之後說：“我們向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緻敬——毛澤東是長征的革命鬥士，是思想家、詩人，他鼓舞和經常指導他的人民，把知識變為主觀的經驗，并使這種經驗同持久的革命态度溶合起來。”[3](P44)馬裡代表團副團長布巴卡·坎特在講話中也提到長征，他說：“正是由于聯合國所有的會員國和英雄的中國人民共同努力，才終于導緻了國際大家庭今天正在祝賀的行動，因此，這是一個漫長過程的結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把這一過程稱之為前往聯合國的長征，把它比作毛澤東主席和他的戰友進行的長征。”[3](P82)顯然，長征成為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一種财富、一種精神。世界上一切曆史學家、政治家、理論家、文學家幾乎沒有誰不知道、不佩服中國工農紅軍勝利舉行的偉大長征。
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的長征大體上可以說具有四個方面的世界曆史意義。
一、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的長征，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無産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領袖毛澤東，毛澤東開創和倡導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本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傳統，對于全世界無産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正确運用馬列主義具有指導意義
毛澤東是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主要締造者。他在領導這份革命事業的時候不但表現了極大的熱忱、忠誠和獻身精神，還表現了一種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點。這反映在他的實踐中就是尊重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但表現形式要符合中國的具體特點和具體需求。他堅持和貫徹了馬列主義關于武裝鬥争、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是卻不主張學蘇俄的樣子攻打和占領中心大城市的做法，而是開辟了建立農村根據地、經過長期的鬥争最終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井岡山根據地、中央蘇區根據地和一系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就是證明。規模龐大的紅軍實現長征，本身就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體現。長征本身就是利用中國幅員遼闊、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具體情況，與反動派進行的大規模的戰略周旋。
毛澤東的這一理論聯系實際的傳統早有表現。早在1930年5月他寫的著作《反對本本主義》裡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P111)“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P115)毛澤東的思想路線雖然在革命實踐中不斷被證明是正确的，1931年共産國際還批準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但社會和實踐的複雜性尤其是黨内機會主義的領導人卻使其多災多難。在李立三和後來的王明路線影響下，毛澤東不斷遭到“撤職”、排斥、“離開紅軍”，甚至迫使他“到莫斯科去治病”，還發生了1933年反對所謂“鄧毛謝古”反黨集團的鬥争，無情地打擊支持毛澤東正确領導的幹部，以消除毛澤東在蘇區廣大幹部群衆中的威信和影響。這個矛盾在紅軍長征開始後達到了更加尖銳的程度。特别是突破湘江戰役，成為革命事業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
與桂林山水僅僅相隔四十公裡的靈渠，是秦始皇時代開鑿的、貫通湘江和漓江的水利工程。今日當人們乘舟遊渠觀景，聽古筝奏響，品春茶香濃的時候，恐怕誰也不曾意識到所在的興安縣，正是當年紅軍喋血的災難之地。當地的突破湘江戰役紀念館清楚地告訴人們：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苦戰五晝夜，從廣西全州、興安、灌陽間的湘江上遊地帶搶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由于黨内的機會主義領導和共産國際派駐的代表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慘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領導。這樣機會主義混不下去了，錯誤的領導頂不住了，全軍上下沸騰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勢在必行。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給了曆史一個公道，曆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做長篇發言，系統總結了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的軍事路線，得到與會者的高度認同。大會根據毛澤東發言内容起草并印發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無論最近幾十年中曆史虛無主義如何利用所謂“口述史”、回憶錄、細節真相等手段否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的領導地位，他們都無法否認這樣的現實：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起主導作用了，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中國工農紅軍從此得救了，命運與過去大不一樣了。
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中國共産黨的偉大決策在長征期間得到了全黨和共産國際的認同。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毛澤東為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6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與朱德等發布抗日宣言。7月25日—8月20日期間召開的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季米特洛夫為執委會總書記，選舉毛澤東為共産國際執委會委員。[4](P449-463)11月3日，剛剛到達陝北的中央政治局，就決定暫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名義行使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權力，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4](P483)紅軍一到達陝北，新的局面就開始了。
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的最終地位的确立是長征期間，是遵義會議及其之後。這是長征為中國和世界做出的一大傑出貢獻。
随着新中國的建立和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斷提升，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的驕傲，吸引着世界各國的進步人士和有識之士，成為他們信任和尊重的導師、朋友和領袖。毛澤東接待和交談的世界友好人士，有無産階級革命家，有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有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也有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人物。凡是與之交談的人，都終生受益，同時也使世界各國人民受益。1971年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有8個國家的代表在發言中都指名歌頌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光輝業績。突尼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拉希德·德裡斯在講話中說：“你們是作為毛主席的夥伴和後代而來到這裡的，這是自由和解放戰争的結果。你們來到這裡是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标的。……請你們遵照毛主席如此珍視的思想考慮你們今天所處的形勢，考慮你們的曆史作用，考慮全人類寄予你們的希望；本着一緻和協調的精神實現正義與和平。”[3](P120)
二、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的長征，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胸懷共産主義遠大理想的軍隊，具有共産主義理想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這對于全世界無産階級和進步人民具有極大的鼓舞和榜樣價值
在中國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軍隊，他們有共産主義理想，聽黨指揮、能打勝仗，與受苦大衆和平民百姓關系密切。這與近代以來中國農民起義軍不同，與西方資産階級的雇傭軍也不同，與封建軍閥掌握的軍隊更是不同。這樣的軍隊曆史上隻有在蘇聯列甯、斯大林領導下第一次誕生。
中國工農紅軍是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而創建的。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紅軍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會上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并為之寫了《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反映了黨積累的與軍隊内部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做鬥争的豐富經驗，使紅軍徹底肅清舊式軍隊的影響，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礎上。這個決議在全體紅軍中得到貫徹實行，使得整個紅軍突出黨的工作、政治工作，确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決議案提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衆、組織群衆、武裝群衆、幫助群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産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5](P79)在黨的組織方面，決議案規定了：“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5](P88)這就建立了黨領導軍隊、黨指揮槍的無産階級軍隊的基本規矩。會議決議案規定的入黨的五個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财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5](P90)在黨内教育的材料中包括了對于黨内的八個錯誤思想的糾正材料，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研究材料，革命的目前階段和它的前途問題材料等。[5](P94-95)同時還規定了對士兵進行政治訓練的材料：三條紀律；群衆工作；蘇俄紅軍；紅軍白軍比較；共産黨國民黨比較；革命故事；社會進化故事；革命歌等。[5](P103)通過這些思想政治教育和訓練，紅軍戰士和黨員就建立起科學世界觀指導下的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這支軍隊的共産主義的軍魂就牢固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軍隊，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威武之師和文明之師。實際上，投入長征的紅軍就是這樣一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滿懷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理想信念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必然壓倒一切敵人而絕對不會被敵人所壓倒。
有了這種無産階級軍隊的特殊素質，才能曆經兩萬五千裡的艱難困苦而勢不可當。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就是這個隊伍的骨氣。具有與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勢，就是這個隊伍的血性。對群衆秋毫無犯，就是這個隊伍的紀律和作風。這一切都來自紅軍戰士的共産主義的理想。在紅軍進入草地進行艱難跋涉的時候，就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鼓起紅軍指戰員的勇氣。肖華撰寫的“長征組歌”中《過雪山草地》，其中有：“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官兵一緻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6](P450-451)“革命理想高于天”回答了紅軍神奇動力的來源。
長征的勝利使紅軍以具有共産主義遠大理想追求的形象聞名于世。此後，長征精神成為紅軍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下，不斷出現了持久抗日精神、解放全中國的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這些精神的底氣就起源于長征精神。
黨95年的曆史，從來沒有動搖對共産主義最終目标的堅定信念。鄧小平在改革的年代也強調：“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将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7](P144)新的曆史發展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抓軍隊建設的工作中突出了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2014年10月30日習近平在古田主持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當前最緊要的是把4個帶根本性的東西立起來：要把理想信念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堅定官兵理想信念作為固本培元、凝魂聚氣的戰略工程，把握新形勢下鑄魂育人的特點和規律，着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有靈魂”就是具有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這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不忘初心，重新塑造紅軍本色的壯舉。
三、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的長征，向全世界宣示了在革命中正确解決階級鬥争和民族矛盾的戰略和策略，這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和無産階級革命事業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參考價值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在開始的時候，主要的鬥争的對象是蔣介石反動派，直接解決的問題是突破蔣介石反動派的圍追堵截，保存革命的實力。但是，根據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治形勢變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毅然改變鬥争戰略和策略，把民族矛盾提到第一位的高度，提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對蔣介石也逐步地由反蔣抗日、逼蔣抗日、聯蔣抗日，最終争取與國民黨實現第二次合作。
共産黨人的抗日主張早有明确的表達。随着日本入侵東北和上海，中央蘇維埃政府就在1932年4月對日宣戰。接着，又發表宣言，号召全國所有的武裝力量組成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1933年初，蘇維埃政府又宣布願意在停止内戰、停止進攻紅軍的前提下與白軍合作抗日。[2](P72)
在長征期間，把抗日擺在首位的戰略就更加明确了。1935年6月29日，在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在聽取秦邦憲關于華北事變、日軍進攻北平的情況之後，毛澤東指出，日軍進攻北平，明顯地要侵占華北。黨對時局應有表示，應發表文件。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4](P460)這在行動上實際上走在了共産國際的前面，共産國際關于“建立人民反帝陣線”的重要決定是在7月25日以後做出的。紅軍的長征，有了新的動力和理念，那就是：北上抗日，民族大義。與國民黨節節敗退的不抵抗主義相比較，這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抗日的新的信心和希望。這說明了中國共産黨人在政治上已經成熟地把握國内階級鬥争與民族矛盾的處理戰略和策略，成為抗日戰争的中流砥柱。
1935年11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剛剛到達陝北，中共中央就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宣言指出形成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不論他們的黨派、信仰、性别、職業、年齡有如何的不同，都應該聯合起來，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國民黨而血戰。”[4](P487)
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标志着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正式形成。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召開的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特點，确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方針。這個轉變，毛澤東在12月27日的報告中講得十分清楚：“當着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着改變。”[1](P152)“組織千千萬萬的民衆，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隻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隻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策略。”[1](P155)毛主席的這個思想後來于1939年與斯諾談話時說得更加清晰：“中國革命有兩大目标。第一個目标是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個目标是社會主義革命。後者必須實現，而且要徹底實現。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性質的，但是在一個階段以後，它将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2](P143)“在革命的現階段，首要問題是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任務可能暫時不得不退居抗日的主要任務之後。”[2](P146)
長征勝利後，中共中央繼續按照長征期間形成的戰略和政策，于1936年8月25日緻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全體國民黨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同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向蔣介石實行“兵谏”，逼蔣抗戰，中共中央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樣徹底改變了十年内戰的局面，初步實現了全國一緻抗戰的局面，為這次民族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長征勝利證明，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不僅是中國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在民族矛盾當前的情況下也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随着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發展，中國堅決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鬥争，作為維護世界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力量，中國赢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信任。當中國獲得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勝利時，阿拉伯也門共和國代表團發言說：“它确實是和平、正義和人類尊嚴的力量對強權政治、剝削、威脅和歧視的力量取得的壓倒一切的空前的勝利，是世界上一切勞動人民的勝利，因而是全人類的勝利。……我們确信，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強大聲音将衛護巴勒斯坦、非洲、亞洲以及整個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為解放而鬥争的正義事業。”[3](P107-108)幾内亞的代表也在祝賀中國代表的同時，表達了“徹底結束世界上的重新征服殖民地的戰争，徹底結束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和南非、羅得西亞的種族主義殖民者對某些非洲領土的非法的和非人道的占領的決心與願望”[3](P89-09)毛裡塔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穆拉耶·哈桑的發言更加具有概括性：“今天中國可以在各個方面提供成功的典範，這一點，對于了解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毅力以及中國人民的領導人的無窮智慧的人們來說，是不會感到吃驚的。”[3](P56)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為解決世界發展進步的事業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道路”等，其基礎就是長征的勝利及其開始的世界人民對中國共産黨人的信任。
當年魯迅欣聞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時，他和茅盾給黨中央拍發了一份電報：“在你們身上，寄托着人類和中國的希望。”這張電報的發報稿長期陳列在魯迅博物館，體現着當時全國左翼知識分子對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期望。看來魯迅還是有深邃的曆史眼光和預見性的。
四、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的長征，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工農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隻要革命的力量敢于鬥争、百折不撓，具有必勝的信念，就能夠在實踐中最終戰勝反動派，取得革命事業的勝利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與反革命勢力的鬥争連在一起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為紅軍設立的四道封鎖線，可謂嚴密，但是沒有成功，被紅軍逐一沖破；反動勢力不遺餘力地圍追堵截，氣勢洶洶，但是無濟于事，被紅軍擺脫；反動勢力聲言要把紅軍變為“第二個石達開”，但是這種狂言很快化為夢呓；雪山草地，反動勢力想都不敢想會有人通過，然而紅軍就奇迹般地越過了這些天險和泥潭；臘子口号稱天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但是被紅軍悄然拿下，到達了會師的地點。斯諾在訪問毛主席之後，是這樣描寫長征中紅軍戰士的鬥争和犧牲精神的：“冒險，探索，發現，人類的勇敢和怯懦，狂歡和勝利，苦難、犧牲和忠誠——像火焰一樣貫穿這一切的是成千上萬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熱情、不滅的希望和驚人的革命樂觀主義，這些青年人不承認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會給他們帶來失敗。所有這一切和更多的東西都包括在一部當代無與倫比的長征曆史中。”[2](P81-82)
這種不怕犧牲英勇奮鬥的忘我精神，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曾做過樸實的表述：“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麼辦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争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打到我。”“好多次。在長征路上也有一次，過了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士長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8](P400)在長征期間，毛澤東對紅軍的這種不怕犧牲的精神是這樣浪漫表述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憶秦娥·婁山關》）“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七律·長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清平樂·六盤山》）“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沁園春·雪》）後來，毛澤東又是這樣表述紅軍精神的：“内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9](P1036)
紅軍戰士為什麼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原因是共産黨人世界觀和人生價值觀解決得好。這正如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中所說的：“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9](P1005)更加重要的是紅軍戰士從科學的世界觀出發，有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不信革命不能勝利。這是因為紅軍戰士、革命者都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定律。第一個定律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邏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10](P1486)第二個定律是世界上革命人民的邏輯：“鬥争，失敗，再鬥争，再失敗，再鬥争，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10](P1487)在這裡我們就找到了紅軍長征勝利必然性的精神根源。
記得在145年前，在法國巴黎發生了第一次由工人階級起義、打碎剝削階級的國家機器而組成無産階級新型國家的“巴黎公社”。雖然這場革命鬥争不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預料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雖然巴黎公社的領導者主要是布朗基主義者和普魯東主義者，但巴黎公社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措施是正确的，“是我們英勇的巴黎黨内同志們的嘗試”，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贊揚說：“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曆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曆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鬥的範例！”[11](P599)
如果80年前勝利進行的長征出現在馬克思、恩格斯面前，他肯定會以更加飽滿的激情贊揚說：這是我黨同志在世界曆史上創造的偉大的傳奇式的史詩。這些中國人，真不愧為是世界上最少改良主義、最少保守思想、最能戰鬥的隊伍，他們表現的鬥争的靈活性、曆史的主動性以及自我犧牲精神，都刷新了世界曆史的記錄！
不斷深入理解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的世界曆史意義，就能夠不斷深入理解中國工農紅軍及其領導者——中國共産黨的初心，就能夠保持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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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微信公衆号“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作者：劉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