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個國家的穩定和安全與其社會意識緊密相關。作為社會意識流脈的社會思潮深刻影響着國家安全。社會思潮的暗湧與激蕩給國家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使國家安全觀發生新的變化，同時，國家安全也為我們準确把握社會思潮的實質提供了一個視角。本刊特約請三位專家就此展開讨論。
社會思潮與文化安全
◎ 樊建新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是黨中央面對複雜尖銳的國内外安全形勢，對國家安全的戰略思考和頂層設計。這十一個安全領域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其中文化安全居于更為基礎、更為根本的地位。因為文化屬于思想和精神層面，影響着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指導着人們的決策和行為。文化安全的堤壩坍塌了，其他領域也就不安全了。
講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講社會思潮。社會思潮是反映一定曆史階段、一定社會階層利益要求和政治訴求的思想傾向。随着國内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展，經濟成分、利益關系、組織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樣，西方的政治理論、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也伴随而來，緻使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各種訴求相互碰撞、各種力量競相發聲，深刻影響着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當前，國内社會思潮多種多樣，性質各異，這裡讨論的思潮是指與黨和國家主流意識形态相對立的錯誤思潮。
經過幾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學術思想界和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帶有特定的政治傾向性的錯誤思潮，比如，曆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論”、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社會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等，質疑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錯誤思潮散布于政治、經濟、社會、曆史、文化等各個領域，其思想觀點既相對獨立、有所側重，又相互聯系、彼此呼應，構成一幅反映當下思想界各種非主流思想衆聲喧嘩的紛亂圖譜。
錯誤思潮的泛濫直接危及國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沖擊和解構人們的文化自信。關于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講了三個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鬥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然而，一段時間以來，這三個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錯誤思潮的沖擊和侵蝕。
在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沖擊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複古主義思潮，這股思潮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百年曆史被證明是失敗的，西方思想理論和政治制度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一些極端觀點還主張“去馬歸儒”、回歸“孔孟道統”，甚至提出确立儒教為國教，要“儒化共産黨、儒化中國、儒化社會”。中國共産黨對中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态度和原則是明确的，始終強調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否定的絕對主義态度。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提出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别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态度。
在繼承和弘揚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來自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沖擊。曆史虛無主義否定唯物史觀，堅持唯心史觀，否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曆史認識體系。其突出表現：一是“告别革命”論，貶損和否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鬥争史，醜化和否定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國近代以來反動統治階級和反動曆史人物，颠覆我們黨對中國近現代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的科學結論；三是以“還原曆史真實、揭示秘聞真相”為由，在曆史支流中尋找所謂“陰暗面”和“空白點”。比如，借我們黨曆史上的一些失誤和錯誤而否定黨的全部曆史，借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來，一些人将“虛無”的矛頭對準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毀“狼牙山五壯士”，污蔑和诋毀邱少雲，以至于這些先烈和英雄的後人不得不通過法律手段來讨回公道。剛剛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民法總則》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通過立法捍衛英雄先烈的做法，會有效遏制這股“去史滅國”思潮的蔓延。
在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方面，也受到諸多思潮的沖擊，其中以“普世價值論”思潮的沖擊為最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提煉和概括出來的思想文化精華，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主體，體現了當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政治理念，體現了當代曆史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然而，“普世價值論”主張者抹殺不同社會制度下價值觀的界限，混淆價值的一般性和具體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資産階級價值觀念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屬性的具體價值說成是代表“曆史前進方向”和“人類文明主流”的“普世價值”，要求我國“從指導思想上确立普世價值的觀念”，不能用“中國特色”拒絕“普世文明”，有的還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混同于西方“普世價值觀”。可見，“普世價值”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危及我國文化安全的政治問題。這股思潮影響廣泛，社會上對其認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學術上進行澄清，也需要從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識形态安全。意識形态安全關乎道路安全，關乎政治安全，關乎政權安全，關乎制度安全。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态是占統治地位和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态，發揮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進行有效維護、對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進行科學論證，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提供科學理論指導的重要作用。當前，我國意識形态領域鬥争尖銳複雜，意識形态安全面臨嚴峻挑戰。除了前述幾種思潮外，還有一些思潮比較集中地攻擊黨和國家的核心制度。比如，憲政民主集中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否定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主張多黨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新自由主義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集中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民主社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抛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反對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等等。
上述種種錯誤思潮看似分布的領域不同、針對的對象各異，但究其政治實質，它們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反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任其肆意傳播，必然動搖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态的地位，沖擊國家文化安全，進而危及我國的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毫無疑問，文化安全屬于“不能犯颠覆性錯誤”的“根本問題”之列。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反對錯誤思潮，維護文化安全，關鍵也在黨。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我們反對任何不良社會思潮的定海神針。隻要我們始終堅持這一點，就能滌蕩任何思潮的沖擊和侵蝕，築牢國家文化安全的永固長城！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
錯誤思潮背後的安全“陷阱”
◎ 彭國華
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四大陷阱。而一些社會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普世價值論”和曆史虛無主義等，則充當了這四大陷阱的遮掩物。其中，新自由主義主要針對的是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憲政民主主要針對的是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普世價值論”和曆史虛無主義主要針對的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曆史文化。
1.新自由主義與中等收入陷阱。我國經濟安全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是系統性風險，而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系統性風險的一個重要表現。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緻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滞、貧富分化、腐敗多發、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等局面，不能順利實現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型升級。
美國左翼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概括了新自由主義的7個主要特征：一是要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系統内自由流動的障礙，二是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三是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四是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五是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六是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七是以自由放任的競争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争模式。不難看出，以美英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其主要目标是通過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幹預、推行私有化、實現累退稅、加強資方統治權等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護富人與資本的利益。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實體經濟發展出現困難，于是一些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借機大力鼓吹相關主張。他們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曲解為“徹底市場化”，否定國家宏觀調控；他們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曲解為公有制企業“私有化”；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曲解為對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呼應，主張效仿美國，實行累退稅政策，等等。基尼系數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基本指标。我國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峰值0.491之後，近年來呈現逐年下降的态勢，但仍然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這表明我國的收入差距或者說貧富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如果按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搞私有化、市場化、累退稅，最大限度限制政府宏觀調控，中國勢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嚴重威脅我國經濟安全。
2.西方憲政民主與修昔底德陷阱。我國政治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改旗易幟，而西方憲政民主就是一個修昔底德陷阱，是導緻我國政治制度改旗易幟的一個重要誘因。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源于古希臘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争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争告終。
為什麼說在我國推行西方憲政民主必然使我們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導緻改旗易幟呢？這可以從西方憲政民主鼓吹者的主張中找到答案。他們認為，憲政主要包括如下要素或其中大部分要素：成文憲法、國民主權、代議民主、有限政府、權力依憲法劃分、确認基本權利保障、司法獨立、憲法監督或違憲審查等。一些人主張的西方憲政民主，概括地說，就是推翻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國共産黨對國家和軍隊的領導，搞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主張，是否定中國共産黨執政的必然性、鼓吹軍隊國家化、推行三權分立和私有化。這些主張挑戰了我國政治制度底線，企圖使我國改旗易幟，爆發内亂而引起社會動蕩，從而無法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最終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西方國家附庸。
3.“普世價值論”與西化分化陷阱。西化分化陷阱也稱和平演變、顔色革命等，是指在西方國家的策動下，通過非暴力手段推翻不奉行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政權。所謂“普世價值觀”實際上就是西方價值觀。我國如果移植、認同西方價值觀，必然會解構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危及我們的國家安全。
“普世價值”與西方以基督教為中心的價值觀有着密切的淵源關系。比如，1948年8月成立的世界基督教教會聯合會，就宣稱“教會是超國家、超民族、超階級的普世性實體”。正是基于這些因素，西方國家提出的所謂“普世價值”必然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觀，具有排他性、擴張性。它實際上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支撐。關于這一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得很清楚。他在《論中國》這部著作中寫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
一般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是否适用于中國呢？我國學者陳來曾從四個方面分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與西方近代以來的核心價值的區别：一是責任先于自由，二是義務先于權利，三是群體高于個人，四是和諧高于沖突。顯然，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與西方近代以來強調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優先、強調以自我為中心、強調克服非我及宰執他人的價值觀存在着根本不同。因此，對西方價值觀決不能無辨析、無批判地照單全收。
4.曆史虛無主義和塔西佗陷阱。我國社會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是執政黨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社會陷入無序狀态。塔西佗陷阱就是用于描述執政黨和政府失去公信力之後的狀态的。所謂塔西佗陷阱，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當執政黨或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它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民衆認為是在說假話、做壞事。
曆史虛無主義者，就是要通過所謂“反思”“新解”“人性論”“發現新大陸”等，否定中國近現代革命史，诋毀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曆史和成就，抹黑正面曆史人物、革命英模特别是黨的領袖，為反面人物“翻案”，從而使我們黨失去公信力、瓦解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正義性。他們散布言論，虛無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中國共産黨90多年的奮鬥史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等。近年來，曆史虛無主義者還調整策略，更多使用揶揄、影射、戲谑的手段誘導網民自我聯想、自我推斷，手段更加隐蔽、策略更加複雜、誘導更加細微。這些傾向和現象值得我們格外關注。
（作者：人民日報社理論部高級編輯）
網絡思潮給國家安全帶來新挑戰
◎ 劉東超
近年來網絡迅速成為關涉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一方面因為它已成為整個社會起伏盛衰的晴雨表，另一方面是由于它作為網絡大衆的重要引導力量而在輿論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影響。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看，社會思潮在網絡中的運行表現出如下特點。
一是呈現出非線性特征。網絡思潮事件因果之間可以表現為二次、三次等函數關系，容易出現不規則的運動，呈現出曲折、斷裂、突變、翻轉等動态特征。因此，一個思想事件有可能導緻不可預料的結果。某個小小的思想微波通過網絡的疊加放大，可能會迅速導緻巨大的社會穩定問題。
二是社會關聯性強勁。典型的網絡思潮具有發動現實力量的能力，常常将某些思想訴求轉化為現實活動。一些具有鮮明思想傾向的網站彙聚了一批大V、骨幹力量與高度認同者，在研究生、大學生甚至普通網民中具有影響力。它們經常組織各種線下活動，積極參與各種社會事件。随着網絡運用的便捷化，普通民衆對思想事件的網絡圍觀越來越“熱情”、越來越密集，許多圍觀者把它們作為消遣對象、發洩對象、娛樂對象。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圍觀者實際上是事件的潛在參與力量，一旦思想事件和其利益産生主觀或客觀上的關聯，他們有可能迅速轉化為積極參與者。
三是具備多種對立項的思想框架日益清晰。網絡思潮中存在着左和右、建制和反體制、傳統和現代等多種對立的思想項。其中，支持和肯定黨和政府的思想力量及批評和否定黨和政府的思想力量構成了相當典型的一對對立項。這一對立項的網絡展現使我們清晰看到維護和幹擾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力量的消長。左和右構成了另一對相當著名的對立項。如大家在網絡中看到的，對接二連三的社會事件的不同認知和評價導緻二者常态化地處于各種思想沖突之中。這種沖突有時會演變為現實中的社會治安事件。這兩對對立項有時糾結在一起，有時又分離開來，成為網絡中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四是内外聯動機制已經形成。國内思潮動向會迅速地傳播到海外，海外一些力量會從自己的角度做出反應，這種反應又會在國内造成影響。宗教領域的内外思潮聯動更明顯穩定一些，這說明其聯系渠道早已常态化。這種内外聯動機制對國家安全帶來了複雜且長期的沖擊。
五是碎片化和吸附性同時并存。無論在内容上還是在組織結構上，網絡思潮的碎片化都相當嚴重，我們能看到思想興趣牽引形成了數十萬計的微信群和QQ群。不過，一旦出現事件，這些群就會迅速地分成兩個或幾個思潮派系。某些群内部也會分成截然對立的思想派别。網絡錯誤思潮吸附能力的提升将會帶來越來越大的安全隐患。
六是網絡思潮的共振非常頻繁有力。借助于越來越方便的信息工具，立足于迅速變遷的社會現實之上，網絡思潮的整體結構處于快速且有力的共振之中。這種共振的根本力量來源于當代中國社會多個領域在前進中的有規律波動。其具體表現就是熱點事件的周期性出現。反過來，網絡思潮的這種共振又對現實社會起到或減壓或震損的辯證作用。
網絡思潮的這些特點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新的巨大挑戰。針對網絡思潮的以上特點，立足于總體國家安全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應對設計和安排。
一是加強對網絡思潮深層次系統研究。應該對一些典型思潮分派别、分專題進行研究，要研究其代表人物、骨幹力量和跟随者的基本構成和發展變化，研究其政治訴求的語言表達和内在實質，研究其社會動員能力和社會危害點，研究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和處置後的長、短期效果。這些研究一定要做到宏觀和微觀結合、思想和實例結合、定性和定量結合、狀況和趨勢結合、人物測控和理論批評結合、思想本質定性和處理措施結合。
二是增強主流意識形态的解釋能力和理論深度。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思想安全最為根本的保障來自主流意識形态的解釋能力、理論深度和影響力量，在網絡世界之中尤其如此。當代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巨大的複雜性和問題性，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其進行有說服力的解釋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挖掘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深度與廣度，要在結構編織、邏輯嚴謹和内涵廣闊上不斷取得新進展。要改進主流意識形态的表達方式。表達方式深刻影響着内容的傳播和對受衆的感染。簡潔生動的表達方式在網絡時代具有更大的必要性。
三是積極進行法治建設。一方面要對網絡安全法律法規體系予以健全和完善，對現行法律進行适用于網絡空間的修訂和解釋，使之更具系統性和現實功能；另一方面，要提升網絡思潮參與者的法律意識，強化他們對于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法律責任意識。還要對網絡執法者進行理論培訓，讓他們具備辨識多種思潮及其本質和社會影響的工作能力。
四是完善迅捷強大的反應機制，提升靈活有效的反應能力。提升這一能力是一個需要從多方面着手的工作。此處的關鍵之一是高新技術的運用。目前，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實現對思潮變化的細微觀察、趨勢研判、本質分析、應急處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平時這一系統的運行隻是常規的觀測和預警。一旦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情況則要及時行動，應出擊時及時出擊，應阻止時及時阻止。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尹 霞 馬建輝
轉自：“紅旗文稿”公衆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