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瑞華 譚迪：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 一體安全觀”及其當代價值

健康的自然根基，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支撐和屏障。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确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産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當然，我們在這裡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曆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曆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6］可見，人類的肉體生命依賴于自然界的地質、地理、氣候、資源等自然條件，這些自然條件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自然基礎，在此基礎上，人、社會與自然發生種種聯系。《資本論》中反複強調，自然界的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資源條件等是人類生活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意味着自然是人的生命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全健康的生态環境是人類的生存之本和生命之源，毫無疑問，生态的安全健康直接決定着生命的安全健康。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提醒人們要認識到，當人類開墾大陸、征服自然而攫取巨大的自然财富時，毀壞和傷害自然生态，自然會報複人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警告人類不要過分陶醉對自然的勝利，對自然的征服從最初來看似乎是達到了目的，但從長遠來看，其結果是适得其反的，如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等地的居民和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為了得到耕地而砍光森林，然而，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得到的卻是洪水和不毛之地。還有西班牙種植場主，在古巴為了讓咖啡樹得到足夠的木灰肥料而焚燒山坡上的森林，得到的卻是傾盆大雨沖走沃土，留下赤裸的岩石，等等。恩格斯緊接着要求人們要清醒地記住“自身與自然界的一體性”［7］。自然對人類的報複表明，生态共同體遭到破壞，喪失其自我修複和自我再生的能力，必然會威脅到生命共同體的安全和健康。可見，生态的安全健康與生命的安全健康是一體的。

再次，馬克思恩格斯從生态價值與權利論的角度指出，生态價值與生命價值是辯證統一的，在這個統一體中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居于首位，适宜居住和生活的良好生态環境是人擁有的基本生态權益，是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重要保障。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清新的空氣、新鮮的食物、寬敞明亮的居室、清潔衛生、身體運動、同伴交往等是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光、空氣等等，甚至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習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髒，人的這種堕落、腐化，文明的陰溝（就這個詞的本義而言），成了工人生活的要素。完全違反自然的荒蕪，日益腐敗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資本主義生産恣意破壞自然界，無視生态的價值，把自然變得“荒蕪“”腐敗”，剝奪工人所擁有的良好生産生活環境權益，工人的生命随之遭受蹂躏而失去生命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生命安全權和身體健康權是工人首要的權益“，工人要堅持他們在理論上的首要的健康權利，也就是說，要求雇主無論叫工人幹什麼活時，都要在責任所及的範圍内并由他出錢使這種共同勞動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況，這實際上是辦不到的”［9］。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揭露了工人居住環境、生活環境、生産環境的惡劣，導緻工人染上了各種流行病、職業病，工人享有良好自然環境的權益被剝奪，使他們遭受身心安全健康的雙重損害。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工人的生産生活環境狀況與他們的生命安全健康狀況角度，論證了生态與生命價值的統一性，并把改善工人的生産生活處境作為價值訴求的目标。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人、社會”複合生态系統的基礎上，闡釋了“生态—生命一體安全觀”，在生态—生命共同體中，生态是生命的前提基礎和先決條件，生命依賴于生态并受制于生态；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基礎和依托，生命安全是生态安全的表征和體現。安全健康的自然生态、優美的生态環境是人們生命安全和健康所應享有的首要權益，生态權益的剝奪就是對生命安全權和健康權的剝奪。因此，生态與生命、生态安全健康與生命安全健康是同氣相連，安危與共的。

二、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資本邏輯與生态— 生命邏輯的背離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環境狀況與工人的生命安全健康之間的内在聯系，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惡劣的生态環境對工人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損害和摧殘，其生态—生命發生了雙重危機。這表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邏輯與生态邏輯、生命邏輯的背離，破壞了生态—生命共同體的安全與健康。

第一，資本把人身外的自然界和人自身淪為任意濫用、盤剝、掠奪的有用物和對象，造成生态—生命安全健康的雙重損害。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生産方式摧毀了人對自然的崇拜并突破地方性發展的界限，“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體系的體現者，而在這個社會生産和交換的範圍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表現為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10］。資本把一切自然都視為對象和有用物，都要毫不留情地服從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需要。馬克思指出，自然慷慨大方，饋贈人類以生活資料富源和勞動資料富源。然而，資本家不費分文就把土地、河流、瀑布、森林、礦山、海洋等納入創造利潤的生産過程，它們隻是生産要素，而不是價值要素，資本家對它們的使用毫不吝惜。“生産上利用的自然物質，如土地、海洋、礦山、森林等等，不是資本的價值要素。隻要提高同樣數量勞動力的緊張程度，不增加預付資本，就可以從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強對這種自然物質的利用。”［11］可見，資本為了快速增殖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浪費而從不加以保護。與此同時，資本為了增殖的需要，對空間、空氣、陽光以及保護工人在生産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進行了系統掠奪，資本家把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看作是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看作是提高利潤的手段。實際上，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産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造成自然界的日益腐敗，同時消耗了大量勞動力的時間和生命力，使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處于萎縮狀态。對自然的掠奪和對勞動者的榨取是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一體兩面。在資本突破一切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把一切變成對象和有用物面前，生态共同體和生命共同體同時遭殃而黯然失色；生态共同體的自然力、生命力、活力遭受打擊而變得“荒蕪”“腐敗”，生命共同體的生命體征随之減弱、衰退。可見，在資本的視域中，生态—生命共同體是服務于資本增殖的共同體。

第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造成的“物質變換裂縫”破壞了生态—生命共同體的新陳代謝的自我循環能力。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大工業和大農業造成城鄉分離、人與土地分離，“由此産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物質變換的聯系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費，并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而遠及國外”［12］。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裂縫“破壞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物質變換裂縫”破壞了生态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轉換，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态關系，不僅以“土地”為代表的生态共同體發生嚴重的生态災難，而且以“工人”為代表的生命共同體的身體健康和精神生活遭到破壞。資本所造成的“物質變換裂縫”大量浪費良好生态環境和人民健康這一重要的國民财富。一方面，不惜污染自然環境，廢棄和浪費本可再利用的自然物質“，人的自然排洩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費排洩物。消費排洩物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在利用這種排洩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 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隻好花很多錢用來污染泰晤士河”［13］。另一方面，不惜犧牲勞動條件和環境衛生，浪費工人的生命健康，“資本主義生産對已經實現的、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勞動，是異常節約的。相反地，它對人，對活勞動的浪費，卻大大超過任何别的生産方式，它不僅浪費血和肉，而且也浪費神經和大腦。……所以，實際上正是勞動的這種直接社會性質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費”［14］。人和自然是攜手共進地成為産品的原始要素和資本的物質成分要素。資本像吸血鬼一樣不停地吸吮，像狼一般的貪婪，無限度地壓榨生态和生命、人和自然。

第三，空間的不正義和生态的不正義進一步加劇了工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危害性。馬克思說，“ 空間是一切生産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馬克思在《資本論》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對工人的生産生活空間實況進行了紀錄片式的描述，批判了資産階級的強權政治和霸權經濟體系把工人的生産生活空間抛入隐秘性、邊緣性的空間序列，造成生态空間内部的差異和斷裂。就生活空間來說，在英國像倫敦等一些大城市，工人區和富人區是嚴格地分隔開來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邊是王府、華麗的大廈、花園别墅、富麗堂皇的大街，集中了财富、歡樂、光彩，享受着增進身體健康的高尚的享樂、精神活動、無害身心的娛樂；一邊是貧民窟、大雜院、小胡同，房屋肮髒擁擠不适于居住，街道淩亂荒蕪，集中了貧窮、饑餓、疾病、各種惡習，以及由貧窮造成的苦難、痛苦的呻吟、肮髒、腐爛、一切的慘狀，既摧殘身體又摧殘靈魂。在生産空間上，工人的勞動條件毫無安全保護，工作場所空間狹小、擁擠，沒有通風設備和清潔衛生設備，且勞動強度大、工時長，勞動工場成為疾病和死亡的溫床。

第四，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邏輯踐踏生态— 生命共同體的根本原因“。英國社會把工人置于這樣一種境地，使他們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長久；英國社會就是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葬送了這些工人的生命，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 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麼有害，卻一點也不設法來改善這種狀況。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15］恩格斯指出，工人非自然的過早死亡是社會謀殺所緻，資本像“刀劍或槍彈”一樣充當了社會謀殺的武器。由于不費資本分文、免費使用大自然饋贈的資源，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直接的受害者是工人，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去進行環境治理，不去維護生态—生命共同體的安全健康。相反，為了追求高額利潤，工業化和工業文明走的是野蠻地掠奪生态—生命共同體精華的黑色發展之路。

可見，生态問題不單純是自然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疾病災害問題，尤其是流行傳染病，雖說窮人的那些不衛生的住宅和貧民窟都會成為傳染的大本營，但瘟疫會從那裡向四面八方傳播，會侵入有産階級的住宅。可見，富人盡管能用金錢購買到良好的居住環境，但在傳染病面前也無法幸免，這更加突顯了生态—生命共同體安全健康的一體性。

三、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命一體安全觀” 的價值旨歸

 當今世界，世紀大疫、自然災害、經濟複蘇艱難與百年變局交織疊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雙重矛盾加劇，生态安全與生命安全雙重危機突顯，現代人類正生活在一個高風險的社會，人類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正面臨着嚴重的威脅。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體安全觀”映照當下， 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時代感，在指導全球生态環境治理，消除全球生态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生命健康危機，建設清潔美麗世界和健康世界等方面，有着極其重要的現實價值，為破解世界性的時代難題指明了出路。

第一，确立“生态—生命一體安全觀”，正确處理好生态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走高質量的綠色發展之路，确保生态的安全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健康是生态文明建設的首要目标。要認識到生态安全健康是生命安全健康的自然基礎和前提，沒有生态的安全就沒有生命的安全，沒有生态的健康就沒有身體的健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命一體安全觀”為基礎的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保持生态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就是要保持生态系統運行的規律和法則不受幹擾和破壞，生态的功能、特性和風貌不被改變，自然始終處于穩定、美麗、甯靜、和諧的狀态，避免出現馬克思所批判的“違反自然的荒蕪”和“腐敗的自然界”。生态的本真性并不是說停止改造自然而回複到原始的自然，發展仍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保持生态的本真性和完整性，以及生态的安全性都離不開發展，因為不發展，人類的生活無法擺脫貧困。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現象層面分析了貧困是造成工人生活環境污染、身心疾病、智力退化、道德堕落的直接原因，在生存的溫飽需要和生态環境之間，即面包和空氣之間，人們往往會選擇前者而犧牲後者。這就要求正确處理生态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統籌發展與安全，要在發展中維護生态安全，在生态安全中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因為，一方面，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自然基石，經濟發展是生命安全的物質基礎，二者是生命安全的雙重屏障。“人類與周圍自然有着共同的命運，人類的利益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生态文明建設以地球生物圈的健康生存來約束和限制人類對自然的行為，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16］另一方面，生态安全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生态失去安全性，發展就會陷入困境。“例如亞德裡亞海或北海死亡，或者他們被社會認為是‘有害于健康的’——如果考慮經濟效果，這兩者的差别可以忽略——那麼不僅是北海會死亡，而且海洋中的生命和靠海洋生存的生命也會随之死亡，所有直接或間接依賴海上貿易的城鎮、地區和沿海國家的經濟生活也會消亡。這種狀況未來繼續發展下去達到極緻時，現代工業文明将轉變為一種世界風險社會的‘世界杯’賽。在此，自然的破壞與市場的破壞相一緻。”［17］生态威脅将撕毀商業的大本營。在發展道路的選擇上，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本原性、人的依賴性和制約性的生态本體論，必須走生态優先、高質量的綠色發展道路，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構思生态文明發展道路的理論邏輯。在現實生态文明建設的實踐中，以生态的安全健康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為目标，把美麗中國建設和健康中國建設有機統一起來，才能建設一個圓融和諧的生态—生命共同體。

第二，從生态權益論角度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生态—生命一體安全觀”所追求的價值目标，确實保障人民在良好環境中生産生活的環境權益，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深化和具體化。馬克思恩格斯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懷，人民的利益、勞動者的命運始終萦繞于心，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們認為生命安全權、健康權是人民的首要權利，也是人民最根本最直接的利益，而生命安全權和健康權是以生态安全、健康的環境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關注資本主義社會生态環境對工人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影響，深刻剖析了資本的經濟邏輯與自然的生态邏輯的背離，在資本積累的偏好下，生态的安全健康和窮人的生命安全健康都被無情地犧牲掉了。對生态資源的掠奪剝奪，空氣污染、水污染、自然的修複能力和資源的再生能力的破壞，就是對工人生态權益的損害和剝奪，違反自然的荒蕪、腐敗的自然界必然導緻工人生命力萎縮和身體健康退化。今天中國正在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要考慮生命與自然之間的依存關系，經濟發展的邏輯要與自然生态的邏輯相符合，築牢生态—生命安全的屏障，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權、健康權置于首位。生命的安全、健康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利，是“每一個人對自己人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是不能被無視、拒絕或剝奪的。生态環境是支撐生命共同體的公共資源，環境惡化的問題是公共問題，它關乎每個個體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最直接地影響着生命的安全和健康；具備充足而豐富的生存和發展資源與能力、清新的空氣、潔淨的飲水、新鮮的食物、宜居宜業的環境是生命安全、健康最基本的需求。這些最基本的不言而喻的需要應給予滿足和保障。同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理念，還要保證生态正義、空間正義。“由于人們的健康狀況直接影響到他們對作為社會的善的機會和自尊的分享，而環境善物與環境惡物的分配直接影響着人們的健康，因而，對環境善物與惡物的分配應當遵循基本的正義原則”［18］。可見，由環境不正義、生産生活空間的不正義所造成的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損害，是最大的不正義。

第三，從生态法治角度看，用法治和制度保護

生态環境，建設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體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設的目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保護生态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要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19］。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态文明建設步入了法制化軌道，從根本性、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上建構了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在頂層設計上，從戰略高度明确規定了環境保護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在具體的制度安排上，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都納入法制體系的建設中，制定和完善自然資源、國土開發、空間規劃、耕地保護、水資源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組織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生态文明建設目标評價考核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生态補償制度、河湖長制、林長制、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等制度，制定修訂相關法律法規。”這一套嚴格的制度和嚴密的法治，涵蓋了源頭預防、過程管控、末端治理、損害賠償、責任追究，貫穿于生态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全方位全過程全周期。我國環境法治建設形成了體系化、規範化、程序化的新格局，我國的生态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提升而走向現代化。由此可見，我國在生态文明建設上不斷進行制度和法律法規創新，增加制度和法律法規供給，并強化執行，制度、法律法規成為不可碰觸的高壓線和不可逾越的雷池，為生态治理建設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體确立了堅實的制度和法治保障。

第四，從生态責任論角度看，保護和建設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體是人的倫理責任目标， 消除當代世界所面臨的生态—生命安全雙重危機，各國負有共同而有區别的責任。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能動意識的存在物，是能夠認識到生态—生命共同體的一體性，能夠體察生态危機的唯一生命形式。正是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我們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生态環境，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态環境”。因此，維護生态的安全健康是人和社會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人類就應當像維護自己的有機身體的安全與健康一樣，來維護自己的無機身體的健康與安全。”［20］衆所周知，地球是人類生活的唯一家園，對生态環境的破壞行為，以及所造成的影響是全球性的。解決生态環境問題，保護和改善生态環境，建設自然、維護自然的美麗和健康，是全球各國共同的責任，但是這種責任又是有區别的。1992 年，《裡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提出，鑒于對生态環境的影響因素不同，各國對保存、保護和恢複地球生态系統的健康和完整負有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 年“氣候領導人峰會”上的講話中，重申和強調“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并指出，這一原則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雖然說各國對造成全球環境問題負有共同責任，但并不是說各國負有同等的責任，而是要根據對環境破壞的程度以及所具備的發展能力來區分相應的責任。發達國家對保護和改善生态環境、構建生态—生命安全共同體承擔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必須打破綠色貿易壁壘，為發展中國家應對生态環境危機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的支持。發展中國家負有相應的責任。發展中國家經濟上仍然貧窮落後，貧窮和龐大的人口壓力迫使發展中國家掠奪式地開發自然資源，重蹈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覆轍。在當今資本主導的國際社會，由于資本生産天然具有的“反生态性”，造成了不同場域生态交往的國際性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