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梓年是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前身中原大學的首任副校長、黨組織書記，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邏輯學家、新聞鬥士和教育家。目前學術界對潘梓年教育思想的研究較為缺失。本文對潘梓年在黨的教育戰線進行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曆程進行回顧，以潘梓年教育方面的學術著述為研究對象，對其中蘊含的教育思想進行初步梳理和評述。潘梓年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教育研究，注重理論聯系實際，信奉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貢獻。
關鍵詞：潘梓年教育思想教育實踐
一、引言
潘梓年（1893～1972），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前身——中原大學（1948～1953）的首任副校長、黨組織書記以及第二任校長，我國近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我黨在新聞、教育戰線上的忠誠戰士和卓越先驅。[1]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社會科學家聯盟負責人、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等職；曾創辦《新華日報》、《群衆》周刊、《哲學研究》等刊物，負責過《北新》《洪荒》《真話報》等刊物的主編工作；著有《邏輯與邏輯學》（1937年）、《文學概論》（1928年）、《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最生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1958）等專著，《明日之學校》（與朱經農合譯，1923年）、《蘇俄新教育》（1928年）、《時間與意志自由》（1927年）、《社會主義之理論與實踐》（1949年）等譯著，發表有《關于“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律》（1941年）、《物質與精神的關系》（1943年）、《新哲學研究的方向》（1951年）、《否定之否定——辯證法三條基本規律之一》（1956年）、《大家來學點兒哲學》（1958年）、《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1959）等學術文章和演講報告等。
潘梓年是馬克思主義教育事業的忠誠實踐者，也是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堅定先行者，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教育家。他是黨的教育事業的重要幹将，邊革命邊參加教育工作，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作出了貢獻：192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受組織委派在宜興縣任教育局局長，利用公開身份積極開展革命工作；1928年，在上海藝術大學任教授；1929年，受中央指派創辦華南大學并任教務長，延請魯迅、郭沫若等名師任教，在教育界樹起一面旗幟[2]；1948年，受組織委派，到河南寶豐參與創辦中原大學（擔任第一任副校長、黨組織書記，因中原大學時任校長範文瀾未到校視事，實際主持學校全面工作）；1949年10月，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領導中南六省的教育工作，主持完成了學校全面接管、院系調整等中南地區教育事業恢複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性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科學院負責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籌建工作，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副主任和哲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創辦了我國第一份哲學理論刊物——《哲學研究》。潘梓年在教育理論研究領域不斷攀登，依托紮實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為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貢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是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莊嚴曆史責任。”今年是潘梓年誕辰130周年，梳理回顧潘梓年在黨的教育戰線的奮鬥曆程、研究探析他的教育思想及對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中國化的貢獻，可為我們在新時代更好地推進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促進教育改革創新提供參考。
二、潘梓年關于教育的主要著述及其學術思想
潘梓年把教育和辦學作為踐行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陣地，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中國化進行初步探索，形成了豐富的教育思想。下面，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兩個階段，對潘梓年關于教育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思想進行梳理。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潘梓年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教育具有階級性”等重要觀點進行闡發，實事求是地分析、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圍繞文化育人、青年工作、學術中國化等主題發表了系列學術成果，為革命的理論闡釋、組織動員和人才培養等工作作出了貢獻。
1.對馬克思關于“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理論的譯介
20世紀20年代，以杜威為代表人物的西方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在中國較為盛行。五四運動以後，随着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蘇俄教育實踐的成功及其教育理論的引入，西方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主導地位被動搖，中國教育學界開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為指導的研究轉向。潘梓年對資産階級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和蘇俄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都進行了譯介，并就兩種理論進行比較。
1923年，潘梓年與朱經農（序一）合譯了杜威的《明日之學校》，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又多次再版。該書對當時西方的主流教育理論及其在美國的實踐進行介紹與評論，是實用主義教育學的代表著作之一。《動的心理學》是美國哥倫比亞機能心理學代表人物伍德沃斯的著作，由潘梓年獨立翻譯，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詳細介紹了伍德沃斯關于心理動力學的理論，被譽為“不獨為研究心理學者所當了解，亦可供研究教育原理、社會原理者之參考。”[3]1928年，潘梓年翻譯了美國學者尼林的《蘇俄新教育》一書，由北新書局印行，1929年再版。當時，學術界對于蘇俄教育理論的引進與傳播達到一個高峰，僅《蘇俄新教育》這本著作就有三個中譯本，對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傳播和研究起到了較好的推動作用。《蘇俄新教育》的作者尼林是美國人，他在蘇聯進行了為期60天的實地調研，考察了70所左右的學校，對蘇俄新舊教育的本質、目的、體制進行了比較，對蘇俄的教育制度、教育體系和教育方法進行了全面系統地介紹，對蘇俄教育改革的成績予以了肯定，總體上來說比較客觀。潘梓年将實用主義教育理論與蘇俄教育理論進行比較後，指出蘇俄的教育是真正的與生産勞動相結合的教育，相較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教育的社會化、生活化，蘇俄着實是後來居上了”[4]3。他充分肯定了蘇俄教育理論的先進性，提出蘇俄的社會主義教育實踐可以為我國“教育救國”所借鑒，蘇俄的教育方法“其救國的可能性要比較大一些”。[4]4
2.對馬克思關于“教育具有階級性”理論的闡釋
潘梓年注重運用馬克思關于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理論，分析教育的社會性和階級性，為革命服務。他在《工作·生活·學習：談談學習計劃》一文中進行了詳細闡述。潘梓年認為，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生産關系中，并受社會生産關系的制約，教育作為一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動，幫助人在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中得到發展，“所謂把世界認識一下，同時要懂得怎麼來處理這個世界，所謂立身處世，所謂辦事做人等等”[5]。潘梓年肯定了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産的手段，因為教育可以使人“學懂在自己原有的社會生産崗位上怎樣做人、怎樣辦事”[5]，通過勞動技能的培養和提高來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同時，潘梓年還探讨了新的教育制度、課程和方法等問題，提出應把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做到學以緻用，以實踐檢驗所學；把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結合，既注重知識的深度，也注重知識的廣度，多種知識融會貫通，進一步促進專業提升；把統籌安排與突出重點相結合，科學合理安排教學計劃和進度，确保教育教學的質量和效果。
3.對文化育人的闡述
20世紀20～40年代，潘梓年在黨内長期領導和從事文化工作，還曾擔任過中共革命文化運動的最高領導人。潘梓年注重發揮文化的育人功能，發動工人、農民、廣大青年參與革命，為革命提供精神動力和人才支持。他關于文化育人的理論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的宣傳教育功能。潘梓年認為文化具有宣傳群衆、教育群衆、發動群衆的重要作用，能夠提高群衆的文化水平，增強人民的民族意識，激發人民的抗戰熱情[6]。潘梓年十分推崇蘇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法，他認為我國的傳統教育内容與社會生活嚴重脫節，而文化教育則克服了這種弊端，使教育與生活緊密結合起來，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習得生活知識和生存技能。關于如何發揮文化的育人作用，潘梓年提出以下三點。①要提高國人的學術能力，學習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等革命理論，并将之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加強自然科學研究，提供條件組織專家學者開展科學研究，發展民族工業，提高綜合國力。②要提高國人的文化水平和認識上的深度，發揮詩歌、歌曲、戲劇、圖畫、小說等文藝作品的作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提高人民大衆的審美情趣。③要加強文化工作力量，加強文化工作隊伍和教育隊伍的培訓與建設。[6]
（2）文化的精神塑造功能。潘梓年認為，文化理論是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為中心的理論，文化工作的核心内容應是塑造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指出，留學風潮之後，大家言必稱希臘，認為應該全盤西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喪失的問題十分嚴重，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為擺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潘梓年提出，要發揮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首先要做好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宣傳、闡釋工作，重塑民族自信心。要弘揚“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具有幾千年的曆史與文化，具有優良的傳統，具有良好的地理，豐美的物産，具有能夠成為全世界優秀民族之一的力量”[7]，要發動社會科學學者、自然科學學者，用最進步、最科學的方法，把中國的曆史、哲學、地理、物産研究清楚，把中國的國情、社會制度、文化特質、人文特點等宣傳闡釋清楚，用中國化的理論和學科，來解釋中國的曆史、文化、經濟、政治等問題，解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其次要做好團結、鼓勁工作，重塑民族自尊心。他區分了自尊自信與自傲自大的區别，自傲自大的人是單打獨鬥的，自尊自信也相信别人的力量，“要使中國人人人都認識自己相信自己在抗戰建國的大業上，是能夠發揮出一種力量來”[7]，相信“中華民族的全數兒女都有自力更生的巨力”。[7]
（3）開展文化工作的方法路徑。一是要以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指導文化工作。文化是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它是具體的曆史的，并在發展中不斷變化。因此，潘梓年指出應當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指導文化工作，立足于中國自身的曆史、國情和特點，來制定文化工作的方針。[8]他提出，“要深刻研究最進步的學科方法”，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國際國内形勢、社會發展規律，如此才能夠提高生産力和國力。要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破除封建禮教，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以傳承發揚，使“我們自己的固有文化能在最進步的科學方法之下發出新的光彩，成為我們吸收外來文化的細胞核心，建立起此時此地的中國人自己的新文化”[9]。二是要有組織地開展文化工作。潘梓年認為，組織是比個人生活、集體生活更進一步的生活方式[8]，在推動文化運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加強人民的民族意識，發揚人民團結救國的精神，要使文化工作深入民間、深入人民群衆，把文化運動的種子撒播到社會的最底層，就要充分發揮組織的功能，使中國的文化工作走上新的更高的階段。[10]
4.對青年工作的讨論
五四運動讓中國的廣大青年走上了救亡圖存的曆史舞台，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革命建設的中堅力量。潘梓年認為，青年是時代嬌子，是社會中最生動珍貴的力量[11]，是中國現在和未來命運的擔當者[12]。因此，他提出要引導教育青年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創造性，走進青年、尊重青年，做青年的朋友[11]。1927～1940年，他相繼發表了《青年的煩悶》《時局與青年》《抗戰中青年的作用與任務》《青年在今日》等文章，深刻分析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内時局形勢，幫助青年正确認識世情、國情、民情，指導青年的學習和工作。
潘梓年時刻關注青年的思想狀況，及時解疑釋惑。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轉入低潮，青年處于困頓和迷茫之中，潘梓年在《北新》雜志上連續發表《青年的煩悶》（《北新》1927年第2卷第1～2期）、《青年應當煩悶嗎？》（《北新》1927年第2卷第4期）等文章，深入剖析國際經濟危機及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等外患，無情揭露國内軍閥混戰和專制統治、國民黨對共産黨的诋毀迫害等内憂，号召廣大青年撥開迷霧、看清形勢，指點青年“破除煩悶的路途”[13]，确立正确的革命指導思想和革命目标。他熱心輔導青年掌握認識世界的思想武器，為了幫助青年擺脫國民黨欺騙宣傳的愚弄，他在《怎樣讀報》一文中，巧妙地戳穿了反動報刊歪曲事實、掩蓋真相的種種手段，教給青年識破這些伎倆、認清事物本來面目，以得出正确結論的方法。[14]14-15他在《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等文章中，講述中國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激勵青年投入抗日救國的滾滾洪流，獻身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14]15
潘梓年高度重視青年的學習問題，耐心指點迷津。1941年，他撰寫《學習什麼？怎樣學習？》①一文，專門讨論青年的學習内容、學習方法、學習團結等問題。潘梓年指出，青年的學習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内容。一是學習革命理論，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他認為，真理是現實的客觀世界在主觀上的完整反映，現實的客觀世界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着的，既得利益階層不歡迎現存社會的發展變化，而勞動階級的利益要求現存社會發展變化，“真理永遠是前進的東西，而科學就永遠隻能是向前猛進的集團所能有的東西。”[15]5因此，要以條件、時間、空間為轉移，用辯證的、聯系的、運動的觀點去學習理論。[15]6二是學習一般知識，“為了精通革命理論，必須獲取人類知識所積累的東西，必須要具有一般的知識。”[15]8針對學習方法，潘梓年提出要善于從工作中學習。一方面，要戒除空談，用腳踏實地、認真艱苦的工作改變現實，使革命的理論變成“物質的力量”；另一方面，還要學會“研究工作對象，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哪些障礙與困難”[15]11，“用自己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一切障礙。”[15]9-10。最後，潘梓年談了學習團結的問題，他号召廣大進步青年用新思想、新理論去宣傳、教育、團結、發動工農階級，為抗戰建國凝聚最廣泛的革命力量。[15]12-13
5.對學術中國化的探析
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随之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學術界紛紛響應，開始了一場“學術中國化”運動。1939年4月15日，《理論與現實》（季刊）雜志在重慶創刊，該刊以“學術中國化”和“理論現實化”為辦刊宗旨，千家駒、艾思奇、李達、沈志遠、侯外廬、馬哲民、曹靖華、潘梓年、錢俊瑞等知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擔任編委，發起并組織“學術中國化”大讨論，創刊号即刊登了潘梓年的文章《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任務》。[16]
潘梓年在文中重點讨論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關于什麼是“學術中國化”和“中國化的學術”。潘梓年認為，學術中國化是要“使我們的學術帶着中國的味道、中國的光彩而發展生長起來；要使我們的學術成為中國的血液與肌肉，不成為單單用以章身的華服。”[17]，與國粹論、複古論、中體西用論、中國文化本位論等有着本質的區别；而中國化的學術就是要“用世界上最進步的科學方法，用來研究中華民族自己的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種現實環境上所有的一切具體問題”[17]，使一切的學術研究和發展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和現實需要。二是關于怎樣開展學術中國化運動。潘梓年提出兩大路徑——“科學化運動”和“接受我們自己優良的民族傳統”，二者互為支撐、有機統一。“科學化運動”就是要用科學方法——唯物辯證法來研究解決中國的各種理論和現實問題，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接受我們自己優良的民族傳統”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研究梳理我國傳統學術思想、學術成果的曆史意義與當代價值，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美德。[17]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潘梓年根據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探讨社會主義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标、黨領導的新型高等教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等理論和現實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1.對“智德體美全面發展”育人目标的論述
新中國成立後，學界對社會主義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标展開讨論。潘梓年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為基礎，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對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目進行讨論。他在《談“全面發展”》一文中，将社會主義教育與資産階級教育進行比較，提出資産階級教育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目的是為了把人分化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而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享有“充分的全面的發展”，即“心身兩方面都要同時得到發展，具體來說就是智、德、體、美全面的發展”。[18]潘梓年具體從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四個維度展開讨論。他指出，社會主義德育的核心是愛國主義教育，其目的是培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财物，具備集體主義精神，能夠自覺主動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為國家和人民利益服務的人；社會主義智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研究祖國、認識祖國，學習建設祖國、保衛祖國所需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能；社會主義體育和社會主義美育都應當為生産服務、為國防服務，體育的目的是要培養人民具有健全的體格和偉大的氣魄，美育則要歌頌英雄、歌頌人民、歌頌勞動，與生産相結合、與保家衛國的戰鬥相結合。[18]總之，社會主義教育就是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祖國的建設者、創造者和保衛者。在“全面發展”教育原則的指導下，潘梓年提出：一是要改革教育方法，不僅要傳授知識，還要講清楚科學知識的發展規律，反對各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培養學生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開拓創新的思維與能力，引導學生在把握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實現變革和創新；二是為了适應經濟建設和文教建設的需要，對全國的教育資源進行調整、鞏固，建立完善的教育體系。[5]
2.對黨領導的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确新中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教育”，教育方法為“理論與實際一緻”，提出“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學法。”[19]1949～1952年，新中國教育實現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式教育向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根本性轉變。這一時期，潘梓年作為中原大學校長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在黨領導的新型高等教育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實踐。
潘梓年參與籌辦中原大學，并推動其正規化、專業化轉型，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型高等教育探索了新經驗、新路徑。1948年8月，中原大學誕生于解放戰争戰略反攻階段，是一所新型的“抗大”式的革命大學。作為主持工作的首任副校長、黨組織書記，潘梓年闡明了黨在解放區舉辦新型大學的性質和任務，他指出“中原大學，是适應目前的要求來辦的一所大學。目前中原大學最大、最高、最迫切的需要，是把革命進行到底和迅速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原。”[20]因此，中原大學的教育方針是短期培訓、着重思想改造，“把一般的知識分子改造成為革命的知識分子”[20]。學校采取理論聯系實際的教育原則及教、導、學相結合的教育方法，使學員受到共産主義世界觀教育、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教育和新民主主義理論教育，迅速成長為黨和國家事業所需要的幹部和人才。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召開，提出要“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借助蘇聯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21]中原大學作為“老解放區新教育”的樣闆，在思想改造、理論教育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和做法，為中南區的教育改革起到了先行和示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務轉變為為經濟建設服務，潘梓年主動适應形勢的變化，推動學校向正規化、專業化轉型。他在《中原大學建校兩周年》一文中寫到“中國形勢，已從以戰争為中心轉變到以建設為中心的新局面，中大建校時所接受的曆史任務，即随之告一段落，它在建校一年又半以後，就已需要從以短期的政治訓練為中心，轉變到以比較長期的專業訓練為中心。”②潘梓年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對于辦好新型正規高等教育的極端重要性，提出要鞏固、提高、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倡導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營造政治理論學習的濃厚氛圍，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指導每一門課程建設，貫穿其教學、教法和教材。③
由于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确定了實行建設新教育與改造舊教育的“雙軌制”的教育改革方針，潘梓年在積極探索新型教育的同時，注重發揮新教育對舊教育改造的引領和帶動作用，謹慎、穩妥地完成了私立華中大學的接管改制工作，直接推動私立華中大學改為公立，确定了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公立華中大學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義教育改造帝、官、封舊教育的勝利，标志着中南地區高等師範教育進入了新的階段。”[22]
3.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探讨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論述，是潘梓年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術中國化”研究的延續。1958年，已經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領軍人物的潘梓年發表《哲學的中國要求有中國化的哲學》，号召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及時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新成就，研究概括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變化，研究解決新變化帶來的新問題，推進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取得新的發展。[23]潘梓年還提出哲學和自然科學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協調發展，自然科學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不斷發展[24]等觀點，都成為後來相關學術研究的重要參考。
三、潘梓年教育思想的特點和簡評
通過對潘梓年的教育理論研究成果及其學術思想進行初步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教育研究。他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對教育工作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積極探索。衆所周知，潘梓年是中國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之一，特别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上造詣精深，這種理論自信和學術自覺也充分體現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綜觀潘梓年的數十篇教育學相關著述，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貫穿始終，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始終是他研究教育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對于馬克思關于教育的階級性和社會性、關于人的全面發展、關于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的思想等，潘梓年都進行了深入闡釋和宣傳，有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傳播。在從事教育實踐的同時，潘梓年還親自走上講台，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吸引更多青年學者加入到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隊伍中來。
第二，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中國化。早在20世紀30年代，潘梓年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包括哲學、史學、教育學等一切哲學社會科學，都應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的學術要有“中國味道”“中國光彩”，這對于我們今天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潘梓年提出的“發揮文化育人作用”“智德體美全面發展”“青年成長成才”“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課程改革”“通專融合”“有組織的科學研究”等觀點和思想，都是他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結合中國的教育實際提出的科學創見，對于現今我們推進新文科教育改革、構建“五育并舉”的人才培養體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三，他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相結合。潘梓年的教育思想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始終與教育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從不把自己禁锢在書齋裡，總是十分注重現實問題的調查研究，注重思想界在現實鬥争中提出的新問題，并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回答現實中的問題，總結實踐中的經驗。[25]他注重知行合一，提出要從工作中學習，“一個革命工作者，不隻需要學習革命理論，同時還需要‘經過很多認真艱苦的工作’，去‘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觀察的事實’。隻有這樣，才能使革命的理論變成‘物質的力量’，也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理論。”[15]8他重視文化育人，長期戰鬥在中國共産黨革命文化運動的第一線，緻力于推動文藝的通俗化、大衆化、民族化；他關注青年工作，以報刊為陣地、以文章為号角，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我國革命條件、形勢和任務，耐心細緻地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團結号召青年勇擔時代重任；他在延安創辦“青訓班”，籌辦中原大學，領導解放後中南區的教育工作；這些都充分體現出他理論聯系實際的治學精神，是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黨的教育工作實際，觀察、認識、分析、解決教育問題的生動典範。
第四，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綜觀潘梓年的教育思想可以發現，他的很多觀點圍繞着“培養什麼樣的人”“怎樣培養人”“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展開，如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提升人的文化水平和知識技能、培養人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教人如何立身處世、健全人的人格和體魄等觀點，都體現着他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不斷豐富與拓展，其中也貫穿着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的鮮明立場。
總之，潘梓年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如同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新聞學方面的成就一樣，熠熠生輝、不可磨滅。他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作者，他的學術思想值得我們新時代的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借鑒，他的精神風範值得我們永遠敬仰和學習。
注釋：
①該文收入潘梓年編著的《學習與實踐》一書，正光社1941年出版。《學習與實踐》是潘梓年在抗戰期間編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文集，收錄了潘梓年、許滌新等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系列文章，主要讨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問題。
②參見潘梓年：《中原大學建校兩周年》，湖北省檔案館館藏資料，檔案号：SZ131-001-0010-0001。
③參見《第二屆中南區教育工作會議總結報告》，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檔案号：SZ034-002-0201-0004。
參考文獻：
[1]馮顔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忠誠捍衛者與無私奉獻者——潘梓年哲學思想研究》，
《光明日報》2021年3月15日，第15版。
[2]劉衛東：《潘梓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哲學家》，《河南日報》2012年7月20日。
[3]《書報介紹：動的心理學（Dynamic+Psychology）（美國哥倫畢業大學教授烏特窪（Woodworth）著潘梓年譯）》，《學生雜志》1925年第12卷第1期，第186頁。
[4]（美）尼林：《蘇俄新教育》，潘梓年譯，北新書局,1929，第3～4頁。
[5]梓年：《工作·生活·學習：談談學習計劃》，《聯合周報》1944年第23期，第3版。
[6]潘梓年：《今後文化界的任務》，《讀書月報》1939年第1卷第1期，第2～5頁。
[7]潘梓年：《目前文化工作的具體内容——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翻譯與評論》1939年第4期，第20～24頁。
[8]宰木：《今後的文化運動》，《洪荒》1928年第1卷第1期，第5～25頁。
[9]潘梓年：《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自由中國（漢口）》1938年第2期，第192頁。
[10]潘梓年：《目前文化運動的基本概念——團結救國發展自己幫助别人》，《全民周刊》1937年第1卷第1期，第213頁。
[11]梓年：《青年在今日》，《學生生活》1940年第1卷第7期，第4頁。
[12]潘梓年：《抗戰中青年的作用與任務》，《新文摘旬刊》1938年第1卷第6-7期，第166頁。
[13]宰木：《青年應當煩悶嗎？》，《北新》1927年第2卷第4期，第381頁。
[14]石西民，徐邁進：《懷念社長潘梓年同志》，載石西民，範劍涯編《新華日報的回憶 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5頁。
[15]梓年：《學習什麼？怎樣學習》，載潘梓年著《學習與實踐》，正光社，1941。
[16]李方祥：《“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化”思潮的起源及流變》，《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4頁。
[17]潘梓年：《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任務》，《理論與現實》1939年第1卷第1期，第1～6頁。
[18]潘梓年：《談“全面發展”》，《人民教育（北京）》1951年第3卷第2期，第19～21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10～11頁。
[20]潘梓年：《中原大學是這樣一所大學》，載陶軍主編《中原大學校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第231頁。
[21]《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第684頁。
[22]陶軍主編：《中原大學校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第159頁。
[23]潘梓年：《哲學的中國要求有中國化的哲學》，《哲學研究（北京）1958年第7期，第3～4頁。
[24]潘梓年：《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工作者聯合起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北京）》1958年第2期，第1頁。
[25]何兵兵：《終生緻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與傳播——潘梓年的治學之道》，《學習時報》2022年8月10日，第5版。
作者單位：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文章來源：《高等教育評論》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