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3年是被毛澤東贊譽為“中共第一報人”的中國共産黨紅色新聞家潘梓年誕辰130周年。目前學界對潘梓年主編《新華日報》的相關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對其創辦并擔任主編和發行人（社長）的中國共産黨在國統區唯一出版發行的理論刊物《群衆》周刊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主要就潘梓年在黨的領導下和周恩來親自指揮下，帶領編輯部的同志們輾轉南京、武漢、重慶和上海等地編輯出版《群衆》周刊的艱難曆程以及以此為陣地進行黨的理論和政策宣傳進行梳理和探讨。
【關鍵詞】潘梓年 《群衆》周刊 報刊實踐 曆史貢獻
【作者簡介】王文貴，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
Pan Zinian’s Journal Practice in Publicity of the CPC’s Theories and Policies and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 Study Centering on Masses Weekly
Wang Wengui
Abstract: The year 2023 marks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an Zinian, a red journali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ho is praised by Mao Zedong as “the first newspaperman of the CPC”. At present, relevant studies on Xinhua Daily edited by Pan have been very in-depth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Masses Weekly, the only theoretical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Party in KMT-controlled areas, which he founded and served as the editor-in-chief and publisher (president). This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hardship of Pan leading the comrades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command of Zhou Enlai, to edit and publish the journal in Nanjing, Wuhan, Chongqing and Shanghai, as well as comb through and discuss the publicity of the Party’s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Pan Zinian; Masses Weekly; Journal practic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潘梓年（1893-1972），江蘇宜興人，我黨卓越的新聞工作者，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教育家，也是中原大學（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前身）的籌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先後擔任學校首任副校長、第二任校長（兼任黨委書記）。他自幼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事件的影響，對新知識和新文化充滿渴望，并于1927年自願加入中國共産黨，開始從事黨刊黨報的創辦和理論宣傳工作。早期擔任過進步刊物主編，抗戰期間和解放戰争初期擔任《新華日報》社長和《群衆》周刊主編、發行人（社長），在其帶領和推動下，對黨的新聞事業發展、抗戰勝利和大後方民主運動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還充分利用這一輿論陣地發表大量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産黨的思想路線大力宣傳呐喊，毛澤東對潘梓年大加贊譽，稱他為“中共第一報人”。新中國成立後，1948年籌辦中原大學，1954年調中國科學院籌建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和哲學研究所，任學部副主任兼哲學研究所長，創辦《哲學研究》雜志，推動了全國的哲學研究。由于學界對潘梓年主編《新華日報》的相關研究已經非常深入，本文僅主要就其創辦并擔任《群衆》周刊主編和發行人（社長）期間，以《群衆》周刊為陣地進行黨的理論和政策宣傳做一個初步梳理和探讨。
一、潘梓年與《群衆》周刊的創辦和發展
《群衆》周刊是黨的機關刊物，也是黨在抗戰和解放戰争時期在國統區和香港出版的唯一理論刊物，其籌辦和出版地點筚路藍縷，分别輾轉于南京、武漢、重慶、上海和香港等地，1937年10月在南京籌辦并于同年12月在武漢正式創刊，1938年10月到重慶繼續出版， 1946 年6月遷至上海出版，1947 年3月被國民黨政府查封被迫停刊，同時1947年1月在香港出刊香港版至1949年10月停刊。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漢時期是中共中央長江局，下同）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前後近12年的時間内，共連續出版了405期。潘梓年除了擔任《新華日報》社長外，《群衆》周刊創刊後，其在1937年12月至1946年4月一直擔任該刊主編，1946年6月遷至上海出版後，他仍然擔任該刊的發行人（社長），《群衆》周刊的出版和發行，在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和中國新聞出版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潘梓年與《群衆》周刊創刊
中國共産黨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認識到宣傳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利用傳媒的力量來影響輿論宣傳自己理論和政策主張。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先後創辦《向導》《前鋒》等刊物，大革命失敗後，又先後創辦過《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刊物。“七•七”盧溝橋事變标志着中國人民的局部抗戰走向全民族抗戰，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面對新的曆史轉折點，1937年7月，周恩來帶領秦邦憲（博古）、林伯渠等人到廬山同蔣介石、邵力子繼續就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各項事宜進行談判，其中就包括中國共産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報刊的問題。8月中下旬，經周恩來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反複商談後，邵力子才勉強同意在南京籌辦《新華日報》和《群衆》周刊。
在與國民黨商談中共在國統區創辦報刊事宜的同時，我黨旋即開始就創辦報刊的人選、印刷設備、報刊選址等方面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1937年7月，周恩來在上海見到夏衍時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要做的事很多。我們要辦一張黨報，昨天已經決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漢夫負責。”這主要是考慮到潘梓年的革命工作經曆而做出的決定。潘梓年在1927年血雨腥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期毅然加入中國共産黨，政治上可靠值得信任，在上海投入黨的左翼文化工作中，在北新書局主編過進步刊物，還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的總編輯，表明其有豐富的辦報刊經驗。1933年5月由于叛徒出賣而被國民黨拘捕入獄，1937年6月根據國共談判釋放政治犯的協議，潘梓年等才從監獄釋放。出獄後不久潘梓年便趕往上海，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接見他并說服他放棄到革命根據地去的想法，要求他繼續留在“白區”工作，發揮他的特長，并指定由他和章漢夫負責立即着手籌辦《新華日報》和《群衆》周刊。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潘梓年的帶領下，大家分頭投入工作，報館籌備工作進展很快，在南京新街口租了一間房作營業部，接着又在附近租到一間房作編輯部，又通過熟人幫忙租到了一家印刷廠，還購買了800多令紙張，萬事俱備，隻需要再增加一些人手便可以試版出報。根據潘梓年回憶，“報紙是于 1937年10月在南京籌備的。當時反動派估計我們兩手空空，而一切又都在它的嚴格控制之下，要出版一種日報是不可能的，因而口頭允許，實際阻撓。不料不到一個月，我們就已機器、紙張，一應俱全；試版送審，使它大吃一驚。隻好露出猙獰面目，橫蠻地不準出版。”由于上海南京很快淪陷，國民黨宣傳部部長邵力子借機電話要求潘梓年到武漢再籌備出版。抵達武漢後，潘梓年帶領大家繼續進行籌備工作，但國民黨當局仍然以各種理由進行刁難和阻撓，不給頒發出版登記證。周恩來的指示潘梓年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并指出：如果不給報紙和刊物同時發放出版登記證，那就必須讓先行出版《群衆》周刊。在反複交涉和抗議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隻得辦理《群衆》周刊出版登記并允許其先行出版。後又經過反複交涉，才辦好了《新華日報》的出版登記手續。因此，《群衆》周刊早于《新華日報》出版。
1937年12月11日，終于在武漢出版了《群衆》周刊創刊号。《群衆》周刊第一期封一刊頭旁注明：編輯兼發行人是潘梓年（本刊社長兼主編），地址在漢口成中路 53 号，發行所為群衆周刊社——漢口交通路 31 号，總經售是讀書生活出版社，印刷所為新昌印書館。《群衆》周刊是在黨中央、南方局（長江局）以及周恩來等的領導下，由潘梓年直接帶領大家艱苦努力的結果。創刊伊始，《群衆》周刊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堅定不移地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國統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等。
（二）潘梓年與《群衆》周刊在武漢、重慶的出版發行
《群衆》周刊是中國共産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唯一一份全國性的理論刊物，始終依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輾轉各地，從1937年12月創刊到1945年9月曆時近八年時間裡，輾轉武漢和重慶，共出10卷221期，其中武漢出版36 期，在重慶出版185 期，這期間潘梓年除擔任《新華日報》社長外，一直擔任《群衆》周刊主編，帶領全體同志們戰鬥在我黨的新聞報刊工作的第一線。
《群衆》周刊在國統區的抗戰中心武漢，以鞏固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為立場，努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廣泛聯系各階層群衆，在武漢出版了36期，約120萬字，翔實地反映了武漢和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況。當時南京、上海失陷後的武漢形勢嚴峻，軍隊不斷敗退下來，沒有誰負責教育和組織後方民衆，四處被恐怖氣氛包圍，漢奸遊說進行妥協活動，親日分子散布種種悲觀情緒企圖促使政府接受日本“亡國滅種”的條件。而此時的《群衆》周刊成了中流砥柱，正确引導着全國人民的抗戰激情。例如，在詳盡記錄武漢空戰中擊落日機52架的輝煌勝利之後，不失時機地指出這一勝利，“不僅是武漢防空的空前大捷，而且也是整個軍事上的一個偉大成就。”其意義 “絕不在台兒莊大勝之下”，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鬥志。再如，針對當時一些大學存在的“讀死書”的現象，《群衆》周刊及時提出批評“學校教育，不能離開現階段的任務，負責教育的人，應該以抗戰教育來訓練學生。”并指出，死守“讀死書”的原則留些“教死書”的教授教些“死讀書”的學生，“是放棄教育的任務”。在《群衆》周刊的正确導向引導下，武漢大學提前放假，由抗敵後援會組織短期的“抗戰大學”對學生進行抗戰工作訓練，大批進步學生積極投身抗戰之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骨幹力量。号召全中國的諸姑姊妹，積極起來參加抗戰支持抗戰，并提出應當籌備一個全國性的婦女組織，把婦女的救亡工作擴大到各個方面去。
1938年10月，日軍大舉進攻武漢，報館人員分批撤往重慶，潘梓年奉命率領黨報、黨刊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共百多名工作人員，租“新升隆”輪向重慶撤退，船行到湖北嘉魚縣燕子窩附近，突遭日機轟炸，輪船被炸沉，25名同志遇難，烈士中就有潘梓年的弟弟潘美年。潘梓年強壓滿腔悲憤，掩埋烈士們的遺體，帶領剩餘的同志們徒步行進，經過一個月的颠沛輾轉，最終抵達重慶，征塵未洗，又夜以繼日地投入黨報黨刊在重慶的複刊工作。
1938年12月25 日重慶出版的第一期《群衆》刊物——第2卷第12期與廣大讀者見面。《群衆》周刊在重慶期間1938年出版1期，1939年出版38期，1940年出版34期，1941年出版14期，1942年出版24期，1943年出版22 期，該年7月，《群衆》正式發布啟事敬告讀者改為半月出版一刊；1944、1945 年均出版 24 期；1946年出版 4 期後，抗戰争勝利,于 1946 年 6 月 3日由重慶遷到上海辦刊。在重慶期間《群衆》周刊共出版了 185 期。據統計，《群衆》周刊在重慶其間刊登“馬列主義和中共宣傳”主題類文章占其總發文量的 28%，這些文章包括了對于馬列思想學說的直接介紹，以及共産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實踐，特别是中共在邊區的實踐，成為國統區讀者了解共産主義學說和政治實踐的窗口；文教類文章（包括文藝、曆史、文化、科教、哲學）占總量的 18%，這些文章多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聯系中國實際進行研究；關于抗日與民族動員、國際形勢分析主題類文章共占總量的28 %；此外，還刊登經濟、軍事、政治、國内局勢等其他方面的文章占比約26%。重慶時期的《群衆》周刊，為讀者提供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與國民黨當局展開宣傳戰，從理論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文藝的，以至教育的、經濟的、曆史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方面都建立和鞏固作戰陣地。高舉民族大旗，提倡國共合作，号召工人、青年、婦女抗戰，大聲疾呼團結反對投降，激勵民族自信心，克服悲觀情緒，展示了積極抗戰，合作團結的黨的形象。恪守黨性原則，順應時代，依靠民衆，從民族大義的高度、從理論的高度，為讀者提供了抗日救亡的思想武器，為中共在重慶的輿論話語權得以拓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群衆》周刊遷移重慶出版後，在周恩來和南方局領導下工作，潘梓年始終是兢兢業業、勤奮不倦，以堅定的革命精神，還擊頑固派一次次掀起的反共惡浪，為報館工作人員樹立了黨性修養的榜樣。1941年1月17日晚間，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後，蔣介石悍然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布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取消新四軍番号”。深夜，周恩來在為《新華日報》親筆題寫揭露事實真相的題詞和題詩時，指示潘梓年等人到其他影響較大的地方報館，揭露國民黨歪曲事實真相，封鎖報刊，妄圖一手遮天的陰謀。據當時與他同行的石西民回憶，在如墨的夜色裡，潘梓年手提一盞八角燈籠，冒着刺骨的寒風，踏着崎岖的山路，走訪了《新蜀報》《新民報》《商務日報》等報館，沉痛說明“皖南事變”真相，表明我黨嚴正立場，希望他們在輿論上主持公道。周恩來指示潘梓年多在文化界、學術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為此，潘梓年經常找郭沫若、馬寅初、黃炎培、鄒韬奮、陶行知等知名社會人士，征求他們對黨報，黨刊的意見，約請他們撰寫稿件，還經常參加當時國統區知名的進步學者、教授的座談會，并邀請其中的部分學者為黨報黨刊寫稿。向讀者普及科學知識，解答讀者提出的疑難問題，向科學工作者宣傳黨的團結抗戰路線，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自然辯證法等。
（三）潘梓年與《群衆》周刊在上海出刊并同國民黨當局的抗争
抗戰勝利後随着形勢發展，上海成了全國的經濟中心，許多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也居住在上海，加強黨在上海的宣傳工作就顯得十分重要，根據中央意見，中共南方局決定将《群衆》周刊遷往上海。
1946年3月以後，潘梓年等報館領導和工作人員陸續抵達上海并着手在上海的出版工作，可是國民黨上海當局不同意在上海出版《新華日報》，經請示周恩來同意，于是決定把《群衆》盡快遷到上海，以起到黨報的作用。在上海出刊期間，潘梓年以社長、群衆周刊社發行人的身份領導周刊的同志們出刊發行并與國民黨當局就周刊的出版進行反複抗争。
根據國民黨出版法的有關規定，雜志遷地出版隻需進行“變更”登記即可，于是1946年6月3日潘梓年向上海市社會局申請辦理《群衆》變更出版地登記手續，同日《群衆》周刊正式在上海出版，社長潘梓年，設編委會，主編章漢夫。然而國民黨當局不希望人民聽到共産黨的聲音，害怕《群衆》周刊揭露其假和平真内戰、假民主真獨裁的反動面目，盡管有相關規定也同樣不允許《群衆》周刊在上海出版。他們不顧有關法規，強令《群衆》周刊必須“依法重新申請登記”，“在中央未經核準以前不得先行出版”。17日上海市警察局在有關轄區沒收報攤《群衆》周刊，18日傳喚周刊負責人潘梓年并令周刊停刊。潘梓年據理力争維護周刊合法出版權利，并于20日緻函上海社會局詢問“此次警察局之沒收刊物與令知停刊，不知何故”，22日再次緻函上海社會局，說明“此次在滬繼續出版，系變更地址，故于本月3日實行變更之時，随即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送承鈞局完成變更登記之手續，完全符合政府所頒布之出版法第10條之規定”，“保護本刊之出版發行，實為公便”，可是國民黨當局無視這一事實于8月20日再次強令停刊，針對這一無理要求，潘梓年不予理睬繼續出刊，并于8月31日再次呈文社會局，要求“明錄本刊不能出版之理由及其法律根據”。9月5日上海警備司令部便衣并警察，氣勢洶洶地闖入《群衆》周刊社，擅自進行搜查并收繳周刊，6日潘梓年向上海市社會局提出嚴正抗議并在當期周刊上向讀者披露國民黨非法搜查本刊的過程，12日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桢與潘梓年談話，再次強調周刊若不重新登記将予禁止出版，次日上海市警察局也要求周刊負責人立即停刊，并派人員到周刊印刷所阻礙印刷發行，當即遭到周刊工作人員嚴正制止。17日潘梓年向周恩來彙報了關于周刊在滬遭到國民黨阻撓不讓出版的有關情況，20日中共代表團上海發言人對上海市社會局關于查禁《群衆》周刊一事向記者發表談話，指出其行徑完全不符合法令，但是國民黨上海當局完全無視這一事實，10月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強令上海市政府取締《群衆》周刊，7日上海市警察局通知承印周刊的信昌印刷所不準再印刷周刊否則嚴厲處罰。9日潘梓年緻函上海市政府并提出抗議，16日警察局派出一批警員勒令信昌印刷所停業5天，17日潘梓年再次緻函上海社會局要求轉知警察局撤消不合理之處分并保護周刊合法出版發行的權利，31日潘梓年再次緻函市長吳國桢，表達給予《群衆》周刊的諸多處分的公正性。1947年2月，國民黨關閉與共産黨談判大門并限令中共駐滬人員必須在3月5日前全部撤離，3月2日《群衆》在上海出版了最後一期，從1946年6月3日遷滬出版至1947年3月2日出版最後一期，在國民黨當局的反複阻撓中在上海前後共出版了41期才宣告停刊。
通過梳理相關史料，在周恩來及上海工委的領導下，周刊始終是在潘梓年與國民黨上海當局的反複交涉中出版發行，在出刊不到一年的時間内，潘梓年一方面先後十餘次分别與國民黨上海社會局、上海市政府、市長等有關方面呈函、面談、抗議，進行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另一方面繼續做好周刊的出版發行，配合國共談判進程和國内形勢，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新聞報道和社論，及時傳播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擴大了影響，同時也澄清了事實真相，使國民黨妄圖扼殺《群衆》周刊的圖謀一直未能得逞。
二、《群衆》周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
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潘梓年任主編的《群衆》周刊從創刊開始就與其任社長的《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形成獨特的中共黨報、黨刊聯合作戰的格局，具有鮮明的共産黨黨報、黨刊的特色，成為運用新聞輿論工作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活動的有力武器。《新華日報》新聞時效性強，側重時事、政策，《群衆》周刊側重從思想上理論上系統地宣傳馬列主義基礎知識，闡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選載進步的理論和學術文章，并從理論上思想上批評和揭露各種不利于團結抗戰的反動思潮和言論等。周恩來曾對《群衆》周刊說：《群衆》周刊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緻，差别在于《群衆》是黨刊，是理論性刊物，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甯主義出發，更多地從理論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争的正義性和抗戰勝利的必然性，同時，還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當時一切不利于抗戰以緻破壞抗戰的各種反動謬論。它們在宣傳抗日主張，發展愛國民主運動，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壯大革命陣營，做出了可貴的貢獻，作為黨的喉舌，抗戰的号角，國統區人民群衆的燈塔，對于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曆史作用。
（一）《群衆》周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
《群衆》周刊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經典著作的翻譯和介紹、國際無産階級革命實踐回顧和評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示和推介等方面來宣傳和擴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傳播。
《群衆》周刊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等的生平都有較多的相關介紹。據統計，僅在抗戰期間，《群衆》周刊就刊發了馬克思生平和傳記類文章5篇，恩格斯生平和傳記類文章1篇，列甯生平和傳記類文章15篇，斯大林生平和傳記類文章4篇。比如《沒有比他更真實的人》一文，強調馬克思是“真理的化身”，“具有最廣大的心腸和最強烈的正義感”，《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業》一文，介紹了恩格斯畢生獻身革命事業的過程，稱“他的整個一生都是獻給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者的鬥争事業”，再比如《斯大林的革命活動的開始》、《列甯的戰鬥精神及其工作作風》、《革命家領袖——紀念列甯逝世二十周年》等，這些文章對列甯、斯大林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實踐活動均有較為詳細的介紹。
與此同時，《群衆》周刊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和基本理論也進行了大量介紹，僅在抗戰期間就刊發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著作類文章30餘篇，馬恩列斯著作學習和研究類文章近60篇，比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先後刊登《現代自然辯證法引論》《論數量變化到質量變化的轉變及發展中的飛躍》《論辯證法的法則與方法》《社會的存在與社會的意識》《觀念和人物在曆史中的作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和《研究曆史的鑰匙——唯物史觀筆記》等；政治經濟學方面先後刊登《理解資本論所必需底預備知識——怎樣研究資本論第一章（上、下）》《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八十周年紀念》《無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特點》《是“社會價值”還是勞動價值》和《貨币底辯證運動》等；科學社會主義方面先後刊登《論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列甯論無産階級鬥争的戰略和策略》《列甯斯大林的國家學說對國際工人階級的意義》《紀念巴黎公社》和《列甯、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等。此外，《群衆》周刊還出版《聯共（布）黨史教程》和《聯共（布）黨史研究資料》專輯、《蘇聯史簡明教程》以及《資本論》等馬列主義的其他著作，用馬列主義理論去占領國統區的理論思想陣地，為革命群衆指明方向。
《群衆》周刊還對世界無産階級革命重大事件如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刊發系列文章。如在《紀念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七十周年》等文章中，詳細闡述巴黎公社的曆史功績及其失敗原因并對當下正在進行的偉大抗日戰争的主要啟示。對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紀念文章更是不惜紙墨，周刊多次在十月革命爆發周年紀念之際，刊發相關論著、時評、社論、報告和研究性文章、特輯等，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曆史功績。為呈現蘇聯建設成就，還刊發大量關于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民生等方面建設成就的文章，介紹蘇聯的内政外交情況，有效建構了蘇聯的國家形象，有效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無産階級專政理論在國統區的傳播。
（二）《群衆》周刊對中國共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
《群衆》周刊始終以貫徹和宣傳中國共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己任，高舉團結抗戰大旗，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戰略思想、戰略方針以及黨在各個曆史階段的重大決策、在對日作戰，反對内戰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具體政策，宣傳解放區軍民的英勇奮戰、建設成就，宣傳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并針對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的侵略暴行、汪精衛之流叛國投敵的罪惡、針對蔣介石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破壞團結抗戰、陰謀妥協投降和專制、獨裁、反民主、打内戰等等的倒行逆施，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時，生動的報導和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敵後遊擊隊和廣大群衆的抗戰業績，增強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群衆》周刊在抗戰初期就向國統區淪陷區人民積極介紹共産黨的抗戰主張和思想，引導人民彙聚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貢獻智慧和力量。如刊發了董必武《武漢的民衆動員和組織》和《怎樣動員群衆積極參加抗戰》、張聞天《戰時民運工作的八個基本原則》等文章，做了大量的戰争動員；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遊擊戰戰略方針，如全文刊登毛澤東《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文章從十個方面六個問題，系統介紹遊擊戰的戰略方針為 “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内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向運動戰發展”，“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遊擊戰争”等；為了堅持團結抗戰，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群衆》周刊先後刊登了大量的文章，宣傳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呼籲并希望各黨派應在團結救國的前提下，對于參加抗戰的各黨派群體應該互相尊重、互助信任、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動員一切力量，把各種民衆團體組織起來，積極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5月，毛澤東《論持久戰》從理論上駁斥了 “亡國論” 和 “速勝論”，系統闡明了抗戰的持久性，有力論證了抗戰勝利的必然性，《群衆》 周刊最初想全文發表，但由于多種原因，這一設想未能變為現實，因而隻好組織系列文章對“亡國論”和 “速勝論”進行批判，從另一個側面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思想進行弘揚和宣傳。周刊還組織文章批判“曲線救國”理論、揭露汪精衛公開投敵的真相、駁斥蔣介石的反共方針，介紹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宣傳敵後戰場的有關情況和解放區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偉大成績等。
周刊非常注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和宣傳，多次在黨成立周年紀念之際，刊文盛贊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的巨大貢獻。盡管國民黨當局為了禁锢和迫害進步書刊而實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特别是對毛澤東的相關文章刊載嚴格限制，但周刊直接發表毛澤東的著作、談話、電報等僅在抗戰期間仍然近30篇，其中包括《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新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的民主主義的文化》等耳熟能詳的著作。為避開國民黨審查機關的檢查，周刊更多是采取巧妙的方式，如在文章标題中避免出現“毛澤東思想”的字樣而以在文章的内容中宣傳毛澤東的功績、毛澤東思想，通過這種方式，傳播了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推動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
（三）潘梓年在《群衆》周刊親自撰寫理論文章和時評社論
潘梓年在擔任《新華日報》、《群衆》周刊的社長和主編期間，盡管工作任務繁重，但從未停止過以筆作槍的戰鬥，親自為黨報黨刊寫社論時評和專論，這些文章既有長篇理論文章，又有觀點犀利的時評短文。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群衆》周刊（轉移香港出版前）共發表署名文章60餘篇。他的文章說理透徹，邏輯嚴密，文字通俗，對于思想理論的批判文章則是義正詞嚴。他這種執着堅韌的戰鬥精神，對黨報，黨刊的工作人員是極大的鼓舞與鞭策，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1937年發表《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式各樣的表現》《光明的前途》，1938年發表《自力更生與争取外援》《互相幫助共同發展争取抗戰勝利》《保衛武漢文化界應做些什麼》《抗戰中青年的作用與任務》《文藝作家與青年記者共同努力》《抗戰一年來的文化運動》《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問題》《民衆運動問題商榷》《最近國際形勢》，1939年發表《敵人在侵略戰争中得到了什麼》《論敵人後方文化工作》《日本法西斯又在冒險》《中國抗戰與國際反法西斯戰争》《兩個精神總動員》《反法西斯戰争中國際工人統一運動》《發揮“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精神——使科學為抗戰建國服務》《日寇在敵後的政治》《國府明令通緝汪逆精衛（時評）》《抗戰兩年的文化界》《抗戰二周年（時評）》《日寇對英的玩弄與侮辱》《敬悼盧幹滋大使（時評）》《東京談判（時評）》《“八一三”二周年（時評）》《檢查禁售圖書刍議（時評）》《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成功及其所給予我們的教訓》《蘇維埃國家粉碎武裝幹涉的經驗教條》《青年在今日》，1940年發表《列甯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工人在抗戰現階段中的任務》《學習什麼？怎樣學習？》《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新文化運動》《戰争與革命的時代》《怎樣加強團結》《現代社會主義的創立者》，1941年發表《法西斯戰禍給人類的教訓》，1942年發表《加強民族團結——紀念列甯，研究列甯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中印并肩作戰（社論）》《真理隻有一個——兼答陶百川先生》《“七七”五周年（社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論“今年打垮希特勒”》《“鋼”是怎樣煉成的——紀念十月革命25周年》，1943年發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1944年發表《提高自己，改造自己——紀念“五四”25周年》《科學精神，科學态度》《思想與感情不可分割》，1946年發表《中國共産黨》《勝利後的“七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陶（行知）先生死不了》《堅持政協！》《民主運動與土地改革》《談民主須能認識人民的力量》《紀念本刊九周年》，1947年發表《定一同志關于國際問題的報告》，此外，還在《新華日報》刊載他的署名文章也有80多篇。
他的文章旗幟鮮明，始終熱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馬克思列甯主義，重點關注國内外政治形勢、中國對日作戰問題、學術文化問題等。他以手中的筆為武器以謙和嚴謹的學者态度、堅忍不拔的革命情操、不懈奮鬥的實幹精神努力“宣傳我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揭露國民黨妥協投降、制造分裂、反對共産黨和鎮壓民主運動的各種陰謀，把長槍、戟戈和匕首一起投向國民黨的反動政治宣傳。 比如，他發表在《群衆》周刊創刊号上的《抗戰的現階段》一文，在指出了四個月的抗戰“不容諱言的在軍事上是受到了相當嚴重的失利”之後，更強調了抗戰所取得的成績，總結了初期抗戰經驗教訓，這對于增強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在第1卷第2期上發表的《投降主義及其各樣表現》一文，分析了投降主義的嚴重性，剖析了投降主義的各種表現、産生的根源，指出克服投降主義傾向的根本方法是發動廣大民衆來參加抗戰。在第4卷第14期上發表的《學習什麼？怎樣學習？》一文，從國際形勢的複雜性與抗戰建國任務的艱巨性出發闡明了學習理論的重要性，既要研究革命理論的經典，同時要研究讨論革命理論的各種論文而鑒别其真僞，還要在形式上把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分别開來。在第11卷第9期上為慶祝中國共産黨誕生發表的《中國共産黨》一文，文章回顧了黨25年來所走過的艱難路程，介紹了黨的最高綱領和具體綱領以及政策、作風等，并配發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的大幅照片，在文章中指出，“中共二十五年的曆史就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深相結合的曆史， ……在這史無前例的艱苦鍛煉中，它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深深結合起來的過程已到達了成熟的階段。”他還進一步指出了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内容， “毛澤東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極其豐富的——它包括了對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全部總結和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新的發展，這裡有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際鬥争的戰略與策略。”
三、潘梓年宣傳黨的理論和政策報刊實踐的曆史貢獻
潘梓年是我國傑出的“紅色新聞家”，在擔任《群衆》周刊主編和發行人（社長）9 年左右的時間裡，充分發揮紅色黨報黨刊的新聞輿論作用、積極傳播中共的“全面抗戰、持久抗戰”政治主張、在以媒體之職責團結抗日愛國人士，輔助黨組織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而非凡的貢獻。
（一）始終堅定的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辦好《群衆》周刊，充分體現了黨刊的黨性
作為主編和發行人（社長）的潘梓年在長達9年的辦刊實踐中，始終如一的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長江局）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和鬥争，端正辦刊方向，始終沿着黨中央的正确路線前進，切實貫徹了黨在抗日戰争時期、抗戰勝利之後至解放戰争初期的總方針，在國統區内堅守了中國共産黨的宣傳陣地，表現出鮮明的黨性，刊載的許多重要文章，都始終如一地宣傳黨在各個曆史階段的重大決策，闡明我黨的嚴正立場和鮮明态度。在抗日戰争時期，聲讨日寇的種種法西斯暴行，粉碎日寇破壞中國抗戰的種種陰謀，以極大的民族義憤激勵廣大民衆投入抗日民族自衛成争，在抗日戰争勝利後，把鬥争的鋒芒直指國民黨頑固派，揭露其假和平真内戰陰謀，号召全國人民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而奮鬥。同時，以大量的生動的新聞報導，宣傳軍隊、敵後遊擊隊和廣大群衆的抗戰業績，增強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二）始終堅定的發揮《群衆》周刊作為黨的理論刊物作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為在國統區出版發行的偏重理論的黨的《群衆》周刊，潘梓年始終按照周恩來對刊物的要求和定位，更多地從馬克思列甯主義出發，更多地從理論視角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争的正義性和抗戰勝利的必然性，去批判當時一切不利于抗戰以緻破壞抗戰的各種反動謬論，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努力。正如編輯方針所言，“本刊是比較偏重理論研究的刊物，但所研究的是理論與實際的聯系而不是單純的理論”，因此，研究對象集中在兩個方面，即“曆史實際的研究和革命實際的研究”。“概括的說，那就是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從原則的鋪陳到事實的分析，一言以蔽之，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在具體辦刊過程中，采取靈活多樣、貼近實際的方法，積極向國統區廣大群衆有效傳播馬克思主義，如借助紀念活動刊發紀念文章、理論推介與理論交鋒并舉、通過刊載廣告推介進步書刊、通過開辟讀者信箱解疑釋惑等等，成為國統區人民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載體，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影響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三）始終以淵博的學養謙和的人格編輯出版《群衆》周刊，推動黨的新聞事業發展
有“中共第一報人” 美譽的潘梓年，由學者成為一名堅強的新聞戰士、早期黨報黨刊的卓越領導人，其黨性堅定、學養淵博、品德高尚、治學嚴謹、平易近人，在主辦周刊期間，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新聞實踐工作，為黨的新聞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黨報事業，兢兢業業，艱苦奮鬥。他是報館裡主要負責人，但始終以普通一員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在我們的記憶裡，他總是着一件灰布長衫，與國民黨那些衣著華貴的“新聞官”一比，更顯出共産黨人樸素、廉正的本色”。報館同事和工作人員都親昵地稱呼他為“潘老總”，既是大家敬重的領導，更是患難與共的戰友，在他50歲生日時報館全體同志撰文祝賀，表示要學習他“堅貞不拔的革命操守，嚴謹謙和的學者态度，奮鬥不懈的苦幹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事業，為新華的事業而鬥争到底”。這是真情的祝賀，表達了大家共同的心聲，更是潘梓年為黨的新聞事業嘔心瀝血的真實寫照。
作者：王文貴
作者單位：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轉載自《中國新聞評論》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