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旺舟：國外“政治馬克思主義”研究述要

提要：“政治馬克思主義”是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的重要國外馬克思主義流派，國内外學界對“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有較長時間，聚焦于“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内涵與形成、資本主義起源與社會發展形态理論、新帝國主義理論、民族國家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與階級鬥争理論、全球化與現代性理論、後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批判理論、曆史唯物主義理論、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批判理論、社會主義理論等重要理論問題。“政治馬克思主義”圍繞社會财産關系、階級關系等基本概念，構建了龐大的理論體系，對我們正确認識和發展曆史唯物主義，推進21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政治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社會财産關系；資本邏輯

“政治馬克思主義”是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學術流派，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流行于英美馬克思主義學界，在西方左翼中有着重要的影響，其主要創始人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艾倫·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構建了其獨特的“政治-曆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他們反對非曆史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模式，認為曆史唯物主義仍然是批判資本主義的最佳理論武器，但他們也認為曆史唯物主義不能被理解為社會曆史的一般規律，而應該首先理解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他們非常強調階級關系、社會财産關系等在解釋曆史發展中的作用。他們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和帝國主義的理論探讨引發了西方學界有名的“布倫納之争”和“哈維-伍德之争”，從而推進了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近年來，國内外學術界對“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已經進入一個穩步發展階段，國内外學界從多個方面對“政治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研究，深刻闡釋了“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主要内容和當代價值。因此，加強對國外“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就尤為重要，這為推進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深化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最新發展趨勢和理論主題的認識，推進21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内涵與形成

“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北美形成，已經過了40多年的發展曆程，形成了三代學術共同體。[1]戴維•麥克納利（David McNally）指出，“伍德的理論取向，被法國曆史學家蓋伊•博伊斯冠以‘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稱号。伍德無疑比許多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給予社會和政治鬥争更大的重視，不過她對這個稱号亦有所保留：她同意政治經濟學和經濟發展進程的重要，但她隻是認為，僅僅于此還未能解釋重大的曆史變化，因而需要更加重視曾經發生的政治事件。”[2]韋維•克切伯爾（Vivek Chibber）指出，伍德在“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最初的讨論是圍繞羅伯特·布倫納的著作展開的，聚焦于資本主義的起源及其結構的分析。[3]

對于“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内涵，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形成了較為準确的結論。有學者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内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政治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諸多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派、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等）在特定曆史語境下相互碰撞、融合和競争的産物。第二，“政治馬克思主義”是兩位創始人布倫納和伍德及其學生在特定曆史語境下獨立探索、相互影響和共同發展而成的集體智慧。第三，“政治馬克思主義”已發展為擁有兩三代理論傳承、多個學術重鎮、影響諸多學科領域的理論流派。第四，“政治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範疇和方法是曆史特殊性、階級關系和階級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曆史—政治維度做出了重要深化。[4]汪行福認為，“政治馬克思主義”把曆史作為理論分析的核心，強調社會主體和階級沖突在解釋曆史中的作用，反對非曆史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模式，他們認為曆史唯物主義不能理解為社會曆史的一般規律，而應該首先理解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5]另一些學者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強調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和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釋。[6]以布倫納和伍德為代表開創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抛棄了經典馬克思主義中關于曆史變化的模型，并且對曆史的解釋要優先考慮與生産緊密結合起來。[7]“政治馬克思主義”緻力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僅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反而澄清了傳統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的起源、本質和發展形态等一系列問題，并通過重構社會曆史分析模式，強化了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分析方法，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8]

二、資本主義起源與社會發展形态理論

第一，從總體性角度。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起源的分析對探索馬克思的曆史理論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借鑒，但是存在從一種極端（生産力決定論）走向另外一種極端（階級能動性）的傾向。[9]“政治馬克思主義”強調了資本主義起源于英格蘭的農業領域,其根源在于社會财産關系的轉變。[10]在全面反思商業起源說、人口起源說等資本主義普遍化觀念的基礎上，政治馬克思主義通過“資本主義特殊性”、“階級關系存續性”與“農民地位的關鍵性”三個預設命題，構建了“市場迫切性”作為資本主義起源之合理性因素的理論預設。[11]“政治馬克思主義”構建了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模式，但是在解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片面地集中于階級剝削和鬥争上。單獨的階級鬥争不能解釋一種生産模式向另外一種模式的轉變，展現或隐藏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沖突是階級社會普遍的特點。[12]第二，從伍德角度。一些研究者指出，伍德認為資本主義不像商業化模式描繪的那樣是一種曆史的必然，而是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意外形成的。伍德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觀點直接繼承自布倫納的觀點，并在此基礎上豐富發展。[13]伍德分析與批判了廣泛流傳的資本主義商業化模式、人口學模式、絕對主義國家說，立足于英國農業實際，确立了農業資本主義起源學說。[14]第三，從布倫納角度。一些學者認為，布倫納引發了關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讨論，布倫納對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批判,以及用比較的方法來考察不同的歐洲國家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鬥争, 得到了英法兩國一些學者的支持。[15]布倫納批判了“人口學模式”和“商業化模式”，提出自然經濟的轉變是由“農村階級結構”決定的，但其“階級結構模式”也遇上了難以解答的诘難。[16]布倫納認為資本主義是偶然産生的，建立在以階級鬥争為契機的社會财産關系的轉型基礎之上，揭示了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兩個主要因素。[17]布倫納構建了社會财産關系理論、過渡理論和經濟危機理論，特别是引發了著名的“布倫納之争”。[18]還有一些研究者揭示了布倫納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中的社會财産關系轉變的特點。[19]布倫納認為社會财産關系是更标準的生産關系，故又将布倫納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理論稱之為“社會财産關系模式”。[20]布倫納認為正是因為社會财産關系的不同才導緻歐洲各國在同一時期和相似情況下發展的分野。[21]

三、新帝國主義理論

第一，新帝國主義之“新”的實質。有研究者指出，伍德的新帝國主義之“新”在于通過純經濟手段實施霸權，而哈維仍然囿于舊殖民模式，沒有區分新舊帝國主義的實質。[22]美帝國主義是通過市場 (或資本)的力量而不是軍事專制暴政來進行統治。[23]美國的霸權和美國資本的增值是通過實施國際經濟和地緣政治戰略來實現的，而這些戰略中的絕大多數也能夠實現其經濟夥伴甚至競争對手的利益。[24]第二，新帝國主義的權力邏輯。一些研究者從伍德與哈維的比較角度進行闡釋，指出在權力的資本邏輯和領土邏輯中，伍德強調資本邏輯，哈維更重視資本邏輯和領土邏輯的互相交錯，強調剝奪性積累的重要性。[25]伍德對哈維關于新帝國主義的權力邏輯進行了批判，伍德區分了經濟力量和超經濟力量，前者對應于哈維的資本邏輯，後者對應的是領土邏輯。一方面，資本的地理擴張未必需要國家在政治層面的支持，更不一定要求國家通過殖民擴大自身的領土範圍。另一方面，國家并不必然支持本國資本的地理擴張。二者關系的不确定性彰顯了領土邏輯，或者超經濟力量之于資本邏輯的獨立性，資本邏輯和領土邏輯在新帝國主義時期是沖突的。[26]第三，新帝國主義的矛盾、危機與反抗鬥争。有學者指出，伍德認為新帝國主義具有多重矛盾，主要包括：新帝國主義的全球性擴張與弱化競争對手的矛盾；新帝國主義對地理空間界限的突破與追求社會秩序穩定的矛盾；新帝國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普通民衆購買力持續下降之間的矛盾；新帝國主義要求全球監管與全球國家的缺失之間的矛盾；新帝國主義依賴軍事手段使單一的領土國家維持資本的全球化體系與資本的無限擴張的矛盾。[27]新帝國主義在實施全球化的過程中總無法擺脫一個基本矛盾，這就是既要不斷開拓市場,又不能使競争對手強大起來的矛盾。[28]民族國家仍然是反對新帝國主義最關鍵的舞台和最有力的主體，主張以社會主義為方向、以民族國家為平台、以工人階級為主體力量的反抗之路。[29]新帝國主義就是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資本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的危機表現為政治上的民主赤字和軍事上的過剩，新帝國主義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與生俱來的擴張邏輯及其主導下的權力配置關系。[30]

四、曆史唯物主義理論

國内學界對“政治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伍德，分别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其一，從總體性角度，國内已經出版了《艾倫·梅克森斯·伍德的曆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專著，該書是國内首部研究伍德曆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著作，該書圍繞重建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主旨，從總體上揭示了伍德的曆史唯物主義思想，[31]其二，從生産方式角度，有學者指出，伍德既反對正統馬克思主義，又批評後馬克思主義；在此基礎上，她借鑒湯普森和布倫納的分析，圍繞生産方式這個核心概念來“重建曆史唯物主義”，提出了“政治馬克思主義”的主張。[32]其三，從厘清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角度，一些研究者指出，伍德認為馬克思在1859年使用的“基礎－上層建築”隐喻被“正統”馬克思主義所曲解，在借鑒湯普森思想的基礎上，伍德重構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33]伍德為了解決“經濟”與“政治”在理論上的分離，對于作為曆史唯物主義重要範疇的 “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 [34]其四，從曆史唯物主義的功能角度，一些學者指出，伍德主要提出和論證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是堅持資本主義的曆史性和特殊性，而不是曆史的普遍規律。[35]伍德通過考察人在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重要功能，批判了各種形式的“決定論”，并深入批判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當代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形态。伍德的曆史唯物主義繼承了馬克思思想的同時，創新了解釋資本主義特性的叙述方式，為人們理解和批判當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思潮提供了新的視阈和方法論。[36]“政治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體階級沖突在解釋曆史中的作用，認為曆史唯物主義首先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主張結合社會現實問題重釋曆史唯物主義。[37]伍德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實際上是把曆史唯物主義理解為一種民主政治理論，着眼于以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為切入點探索曆史唯物主義在當代的理論創新。[38]另有研究者将伍德和哈貝馬斯的重建曆史唯物主義理論進行了比較研究，揭示了伍德重建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39]  

五、民族國家理論

學術界主要是從民族國家的産生、功能和多面性等角度進行闡釋。一些研究者指出，伍德詳細論述了國家的功能，認為不能将國家定義成階級統治的工具和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産物，應該将國家定義成任何一種形式的公共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并不具有階級中立性，仍然存在國家層面的剝削和專制統治。[40]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強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資本的全球積累和擴張需要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依然發揮着跨國經濟組織無法替代的作用。[41]“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與現代民族國家有着密切關聯，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史，資本主義國家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典型代表。[42]另有學者從國家和帝國主義關系角度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采用權力邏輯分析資本主義政治形式，強調民族國家是國際體系唯一單位的結論，不僅掩蓋了權力鬥争的原因，而且違背了客觀事實，忽視了國際組織的積極作用。[43]在左翼思想譜系中，伍德和布倫納關于民族國家的理論思考具有觀點的代表性與思想的引領性。[44]

六、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與階級鬥争理論

學術界主要是圍繞資本主義的階級鬥争、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等進行闡釋。一些研究者從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的分離角度闡釋了伍德關于階級鬥争的理論。伍德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分離使得榨取剩餘成為了經濟領域的問題，而非政治問題。這種分離的結果造成了工人階級的鬥争性與政治意識的分離，使階級鬥争也變成了争取更好地勞動和生活條件的鬥争。[45]還有學者分析了布倫納關于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他們認為布倫納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分析非常有影響，特别是對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的危機的分析頗具特色，他聚焦于資本主義的競争層面，闡釋了競争對制造業産出價格和利潤率帶來的負面影響，揭示了資本主義長期利潤率下降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停滞狀态。但是，他在分析中忽略了對競争借以展開的各種前提的讨論。[46]布倫納、伍德通過重勘資本主義起源以凸顯階級關系與階級鬥争，積極捍衛階級鬥争在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地位。[47]一些學者認為布倫納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進行了不同的解讀,他立足于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以“社會财産關系論”為框架,對二戰之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由長期繁榮到後來的衰退做了分析研究。 [48]布倫納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根源于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布倫納對戰後資本主義利潤率處于長期低迷的解釋一抛出去,在西方學界就展開了一場對其的争論，詳細考察米歇爾•阿格利埃塔等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質疑和以克裡斯•哈曼為代表的西方左翼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和發展。[49]

七、全球化與現代性理論

學術界從全球化的本質，全球化與現代性、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闡釋。一些學者指出，伍德正确闡釋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本質，認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既是其成功标志，又是其失敗的開端；全球化是資本的國際化，是資本主義的普遍化，其目的是為了實現資本帝國主義的全球霸權。[50]現代性與資本主義不是一回事，不能将資本主義的曆史劃分為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兩個階段，資本主義的本質并不因為曆史的發展而改變。[51]姜霁青指出，全球化标志着資本主義的空間擴張已達至頂點，也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矛盾愈發普遍化，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的可能性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52]還有學者從國際關系角度研究了“政治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貝諾·塔斯卡（Benno Teschke）的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以貝諾·塔斯卡為代表的政治馬克思主義學者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所開創的近現代國際關系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塔斯卡批判性地分析了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曆史社會學等國際關系理論對這一重大國際關系轉變的誤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曆史分界線進行重新劃分。[53]伍德論證了在全球資本主義統治下所出現的所有問題主要是由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法則,如競争原則、利潤最大化原則以及資本積累原則所造成的,而不是像一些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樣是由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化隻是強化了這些法則而已,而且全球化本身其實是這些法則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全球化的實質包括：其一，全球化是以美國為代表的 “資本帝國主義” 對世界貿易的操控；其二，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是兩回事, 在全球化狀态下隻會鼓勵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開放, 而不會允許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開放,如果真正實施雙向開放, 那就有違于全球化的設計者的初衷；其三，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形成了受制于資本帝國的附庸經濟的市場，另一方面則是資本帝國盡量不受全球化反面效應的影響；其四，全球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全球化程度高不高的問題, 而是窮國市場面對帝國資本時的脆弱。正因為如此，伍德要求人們在抨擊全球資本主義時,必須把矛頭緊緊地對準資本主義,而不能把重心放在全球化上。[54]

八、後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批判理論

一些學者指出，針對後現代主義質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實踐的可行性，伍德從四個方面予以反駁：“一是保衛曆史唯物主義，反對後現代主義的非曆史觀；二是強調總體性的認識觀，反對後現代主義的碎片化解構；三是确證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反對後現代主義消解主體；四是強調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反對後現代主義的斷裂式解讀。作為反後現代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伍德對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有利于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但是也表現出一定的狹隘和極端。”[55]在伍德看來，後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實質是一緻的，消解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推行激進民主政治，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56]針對後現代主義的錯誤思潮，伍德指出後現代主義本質是“所謂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形成的一種意識之産物”，是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日漸式微，并從時代觀與曆史觀、整體主義的研究視阈以及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幾個方面對後現代主義思潮進行了批判，捍衛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57]

九、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批判理論

學術界從四個方面闡釋了“政治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批判。“政治馬克思主義”立足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發展，闡釋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本質、功能和效應。從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進步”概念來看，“進步”的概念直接和财産權相關，烙下了資本主義權力話語的印記，使得人們隻抽象地看待資本主義所謂的進步，甚至将資本主義的殖民掠奪看作是進步和正義的。從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民主來看，資本主義的民主已經成為其統治的工具，内在于資本主義統治體系中，甚至成為維持帝國霸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從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新帝國主義“無限戰争”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新帝國主義打着“正義戰争”的旗号，以打擊恐怖主義，消滅“流氓國家”為借口，妄圖實現其全球霸權的目的。從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自由主義來看，自由主義不僅成為資本主義反抗封建絕對主義強權的重要思想武器，而且成為資本主義政治統治的核心内容。通過運用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政治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以上四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中成為某種幻象，必将會被現實的無産階級革命運動所消解。[58]

十、社會主義理論

目前學界對“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已經做了初步研究。有學者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絕對不是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簡單連接，而是在一個連續過程中實現對資本主義生産體系和統治體系的整體超越；社會主義建立在消除資本主義剝削和矛盾的基礎上，是對“普遍人類之善”的超越，是真正民主的社會組織形式。“政治馬克思主義”還認為，要實現21世紀社會主義的複興，就需要探索重建的路徑。這包括重新确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階級鬥争的革命動力、工人階級同其他社會群體的革命聯盟、革命政黨、工人同市場的關系等。在此基礎上，“政治馬克思主義”試圖構建政治與經濟高度統一、實現真正民主和平等、超越話語政治的革命的和有希望的社會主義。[59]伍德指出社會主義必須通過無産階級領導的反抗剝削 階級與剝削制度的鬥争才能實現，而民主隻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突破資本主義 “形式民主”的窠臼，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統一體。[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