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旺舟：生産方式的展開與人的自由解放——重新理解唯物史觀的曆史性生成與意義

［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創造曆史的考察,是聚焦于社會生産方式展開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深入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四重關系——生産物質生活資料的關系、滿足人類物質生活的需要以及滿足這種需要引發的新的需要的關系、生命的生産即繁殖關系和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唯物史觀的曆史性生成即是建立在以上四重關系的基礎之上的。唯物史觀還深刻闡釋了人類曆史發展的三個共同體階段——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虛幻共同體和真正的共同體階段。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隻有到真正的共同體階段——共産主義社會,人類才會最終消滅私有制和勞動分工,實現人的自由解放。

[關鍵詞］唯物史觀;勞動分工;《德意志意識形态》;《資本論》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一個曆史性生成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态》《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一系列著作中深入闡釋了唯物史觀，國内外學界也對這些著作中涉及的馬克思主義勞動觀、人學理論、分工理論、利益觀、異化理論、交往思想等做了分析，這些都是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闡釋。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創造曆史的考察，是聚焦于社會生産方式展開的。本文圍繞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獻中“社會生産關系”這一核心概念，從人類社會的四重關系、勞動分工與勞動異化、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共同體這三個方面闡釋唯物史觀的劃時代意義，揭示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進一步深入理解唯物史觀的曆史性生成與重要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第一重關系是生産物質生活資料的關系。“我們首先應當确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産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産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曆史活動，是一切曆史的基本條件。”[1]人們必須首先生活（活着），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活動，“吃喝住穿”等是活着的首要内容，也是活着的前提。人們生産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現有的和必須生産的實際手段和方式。這種生産方式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個人物質存在的再現，而是這些個體的一種明确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産内容是一緻的。“物質資料的生産是人們實現其物質生活的基礎，也是人類超越動物界的最低界限，是人類曆史的誕生地和基礎。人本身則是通過自己的物質資料的生産及與之相應的生活與動物區别開來的，同時也是靠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和再生産實現人類的物質生活需要并為滿足其他生活需要奠定了基礎。”[2]

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第二重關系是為了滿足人類物質生活的需要以及滿足這種需要引發的新的需要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這種在需要中形成的關系，實質上也是由生産關系決定的，因為生産決定了需求的程度，正是在這種不斷滿足人類需求的過程中，生産力得到了發展，科學技術實現了進步，人們結成了更具有複雜性和總體性的關系。

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第三重關系是生命的生産即繁殖關系。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生命的生産也是家庭的生産，并形成了基于血緣的家庭關系。因此，人類通過勞動生産自己的生命，通過生育生産他人的生命，這些都構成了生命的生産。生命的生産具有重大意義，其産生了廣泛的社會關系，促進了社會的變化。“因為生命的生産首先必須從自然界獲取滿足生存需要的物質資料，人們在與自然發生關系的過程中亦建立了彼此之間的聯系，塑造和發展了人與人的交往形式、社會關系，實現了自然的屬人性和人的自然性的統一。”[4]

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第四重關系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裡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不管這種共同活動是在什麼條件下、用什麼方式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的。”[5]共同活動的方式（生活方式）就是“生産力”，表現為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由一定曆史階段生産力決定的生産關系（交往形式），又直接影響着生産力能否突破現有曆史階段的束縛，人類曆史的發展也正是在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中不斷推進的。

唯物史觀的曆史性生成即是建立在以上四重關系的基礎之上的。“曆史是人類在物質生産活動中創造出來的，但是這個創造活動離不開人類通過物質生産活動所創造出來的這個感性世界。”[6]應該說，人類所結成的最原始的關系就是物質關系，并且随着人們的需求和生産方式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形式，增添新的内容，從而産生了由人的實踐活動構成的“曆史”。“由此，曆史發展的内在機制已經十分清晰了，即個體為了生活而進行物質生産與組成家庭關系，并随之産生新的需求和為了滿足需求而進行生産的活動。在這種需求和生産力不斷前後相繼發展的過程中，曆史關系也随之被推動前進。”[7]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生活方式”概念與馬克思後來确立的“生産方式”概念有着差異，因為後者“不僅包括人們獲得的生活方式，而且包括他們為了獲得生活方式而相互建立的關系”[8]。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生存方式”概念，提出了一種不僅僅是技術的“生産方式”：“它是通過生産而實現的社會存在，一種‘生活方式’。”[9]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更加側重于從分工角度而不是從勞動異化角度闡釋和展開生産或生活方式。“顯然，在追求拒斥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意識形态的政治辯論目的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焦點從财産關系和勞動的異化轉向了生産形式。”[10]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人類社會曆史發展中的四重關系之後，強調了基于物質生産的生産關系的重要性。因為，隻有重視生産關系在人類勞動實踐活動中的獨特作用，才能澄清人類曆史發展的運動規律。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财富的分析是從商品開始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财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砌’，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财富的元素形式。”[13]通過聚焦于商品這種特殊的财富形式，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将财富歸結為商品的使用價值的錯誤論斷，而将财富歸結為無差别的人類勞動。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出兩個特殊現象。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産資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費，勞動工具受到愛惜”[14]。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态和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的專制是互相制約的，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獨特創造。“因為商品生産和商品流通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場手工業的分工要求社會内部的分工已經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相反地，工場手工業分工又會發生反作用，發展并增加社會分工。随着勞動工具的分化，生産這些工具的行業也日益分化。”[15]

其實，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起，馬克思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必然會成為階級社會的最終形式，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其明顯的自由經濟關系，以及對提高社會生産力和技術進步的内在驅動力，推進了通過社會生産關系加劇勞動異化的現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了進一步闡釋：“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産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産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6]這意味着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之下必然帶來勞動異化，但同時為消除這種異化、建立新型的社會所有制奠定了基礎。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又提出了一種新的因果關系，即一般的生産與階級社會中剝削性的生産方式之間的因果關系。《德意志意識形态》強調了勞動分工的主要社會作用，這種分工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的，這與亞當·斯密的觀點有關：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每個國家發展其生産力的程度、勞動分工和内部交往。而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乃至整個國家自身的内部結構，都取決于其生産和對内對外交往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一個國家生産力的發展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勞動分工的程度上。每一個新的生産力，隻要它不僅僅是已知的生産力的數量擴展，就會帶來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個國家内部的勞動分工，首先導緻工商業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分離，這其實也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與對立的标志。“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随着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着文明的全部曆史直至現在。”[17]通過勞動分工，在這些部門内部，各個人之間的各種分工進一步發展。勞動分工的現有階段也決定了個人之間的關系，這涉及到勞動的物質、工具和産品。“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生産和交往的分離，是商人這一特殊階級的形成。這種分離在随曆史保存下來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猶太人的城市）裡被繼承下來，并很快就在新興的城市中出現了。”[18]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财産隻是勞動分工的一個方面，這與經濟學家認為财産是“自然形成”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财産既是勞動分工的一個方面，也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源于被社會組織起來的個人再生産活動導緻的勞動分工。

在揭示社會财産與勞動分工之間關系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又提出，階級是勞動分工的産物，是在各種勞動分支中發展起來的。“在這裡，居民第一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産工具為基礎。”[19]這種車間分工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中起着核心作用。“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是由每個工人每小時産出的增加引起的，通過技術革新展現了工資勞動對資本的實際消耗，通過管理層對生産過程的積極控制實現，這種增加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獨有的。相比之下，與不同職業的專業技能相關的獨特社會身份的增長和維持，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社會分工傾向于在生産和交換中增加具體的社會身份，同時在個人層面上增加社會相互依賴性和複雜性。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闡釋了分工導緻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化。分工也将剝削和異化的問題重新聯系起來，因為分工使得勞動發生了差别，使得生産和消費發生轉變，也誕生了直接生産者和消費者。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預示着分工的開始。“分工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産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而要使這三個因素彼此不發生矛盾，則隻有再消滅分工。”[20]分工包含着以上所有的矛盾，而且也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互相對立的家庭為基礎的，分工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等同的，是同一種活動的不同表現形式。分工導緻的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嚴重的，“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産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21]。在很長的時段，分工還不是自願的，人的活動（勞動）還是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其對立，并且壓迫着人，甚至分工的發展會進一步導緻大工業的發展，而大工業的發展不僅使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發生異化，而且使勞動本身也成為與工人相分離的東西。事實上，盡管資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模糊了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之間的區别，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這裡似乎已經把社會分工系統化為生産關系的技術過程。

第三個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階段，是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标志的“真正的共同體”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每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24]。“真正的共同體”即是革命無産者的共同體，也是共産主義社會的寫照。在這個共同體中，每個人都參與到共同體的建設中，并且将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每個人的存在和發展都是其他每個人的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真正的共同體”消除了舊的生産關系和交往關系，為進一步聯合創造了各種物質條件，也實現了共産主義的目标。正是在建立“真正的共同體”的過程中，實現了人類曆史由地域性的曆史向人類普遍交往的世界曆史邁進，實現了由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邁進。“我們所稱為共産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産生的。”[25]共産主義是作為世界曆史性的存在才能實現的，無産階級也隻能在世界曆史意義上才能存在。我們傳統理解的曆史無非就是各個時代的依次更替，但是随着各個民族交往的深化和活動範圍的擴大，人類逐漸形成了緊密的統一體，并且随着分工的逐漸被消滅，人類曆史也就變成了世界曆史。

“真正的共同體”（共産主義）實質上也是個人由異化走向自由解放的階段。一般認為，分工一方面促進了社會交往和生産力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個人活動的範圍，形成了某種異己的強制力量；而到了真正的共同體——共産主義階段，每個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社會活動也沒有固化。當然，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境中，異化并不是一無是處的，而是人類走向自由解放的必經階段，“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隻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26]這包括讓人類的大多數成為無财産的人和讓這些人同那些有産者的世界對立。除此之外，聯合起來的個人實現了對全部生産力的占有，私有制也會終結，人類也消除了異化勞動，消除了勞動的分工，實現了勞動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未來的共産主義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受分工的束縛，可以發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因此，通過人類的生動實踐，将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到那時“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7]。

共産主義是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的生成，是對私有财産的不斷消解，正是由于這些原因，無産階級的革命才是人類普遍解放的基礎。人類社會長期的曆史性的發展，通過勞動異化的形式展現，并最終導緻将全人類的社會存在轉變為一種沒有任何鎖鍊的形式。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争論的焦點不是“給奴隸更高的工資”而是全人類的徹底解放。這首先要求結束勞動的異化，但是人類的普遍解放要求結束所有形式的異化。以國家形式存在的異化主要是為了保證以私有财産形式存在的異化——勞動的異化，因而必須超越國家的政治形式本身。任何形式的異化都會給人類解放的社會進程帶來一系列挑戰。作為完全解放的條件，馬克思認為要消除一切異化形式，必須通過革命；需要通過革命來結束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産關系，不僅需要改變國家的直接形式，而且需要消滅國家本身；但他同時也認為，一種政治形式的國家将繼續一段時間。

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資本家無償占有剩餘價值，工人從生産中得到的回報與他們所貢獻的勞動不成比例，而且還要承受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因此，這些不平等隻有在廢除了“個人奴隸般地屈從于勞動分工”以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之後才會消除。隻有在勞動不僅成為一種生活手段，而且成為生活的主要需要之後，隻有在生産力也随着個人的全面發展而增加之後，所有合作财富的源泉才會更加豐富地流動。因此，必須在革命中擊敗最具體和最直接的國家形式，使異化的結束成為可能。隻有超越勞動及其他形式的異化，才能真正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一個考察“生産方式的展開與人的自由解放”曆史性生成的過程。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馬克思就已經開始從哲學分析轉向了實質性的對人類實踐活動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四重關系，認為人類所結成的最原始的關系就是物質關系，并且随着人們的需求和生産方式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形式、增添新的内容，從而産生了由人的實踐活動構成的“曆史”。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思想的唯心主義框架，認為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态是建立在社會生産關系之上的，随之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乃至《資本論》中，詳細分析了社會财産關系，強調勞動分工的主要社會作用，認為财産隻是勞動分工的一個方面，階級被看作是勞動分工的産物，是在各種勞動分工中發展起來的。“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中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29]分工加劇了城鄉分離，使得勞動成為強大的制約力量，勞動的強制力是伴随着私有制而存在的，不消滅勞動分工帶來的城鄉分離也就不能構建嶄新的共同體。

據此，馬克思恩格斯凝練概括了人類曆史發展的三個共同體階段：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虛幻共同體和真正的共同體；隻有到真正的共同體階段——共産主義社會，人類才會最終消滅私有制和勞動分工，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在21世紀的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首先，有助于正确認識人類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類生産實踐，明确用“生活方式”來描述曆史發展的階段，他們的分析是從生産生活資料開始的；人一旦開始生産生活資料，就開始将自己與動物區分開來，但是人們也受到他們的生産條件的制約。人們生産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現有和必須生産的實際手段和方式。這種生産方式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個人物質存在的再現。相反，它是這些個體的一種表達現實生活的明确形式，一種他們自己明确的生活方式。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作為個體的人在每天的物質生産中展現自身的豐富生活，并在這種生活中體現人之為人的生命力與價值；個人的存在價值則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産的物質條件。而作為整體的人類，不斷适應現有的生産條件，并在人類認識和改造現實世界中實現生産力的發展和生産方式的變革，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創造性實現了飛躍，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實現了升華。

其次，有利于正确理解共産主義社會的曆史性生成。《德意志意識形态》一直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文本，在對馬克思曆史觀的理解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對共産主義的曆史性生成來說尤為重要。在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勞動分工的批判性讨論中，将其與共産主義社會的生活進行了對比，當分工出現時，人們失去了自由，被限定在特定的範圍。“而在共産主義社會中，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内發展，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産，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30]而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在進行共同生産活動中形成了一種社會力量——成倍增長的生産力，這種力量被看作是異己的強制力量而存在，并且支配着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因此，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共産主義隻有在實現普遍交往、生産力的高度發展、世界性的曆史産生之後才能實現，也隻有如此才能消滅這種壓制人、限制人發展的異化，這也意味着共産主義不是當下确定的狀态，而是在不斷消滅現存狀況的曆史性的生成狀态。

再次，有助于彰顯社會财産關系（産權）在新質生産力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資本論》等文本中深入闡釋了産權發展的曆史，認為财産隻是勞動分工的一個方面。唯物史觀也揭開了财産的神秘面紗，并使之“曆史化”，這與經濟學家認為财産是“自然”形成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使财産成為勞動分工的一個方面時，也使财産成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源于被社會組織起來的個人再生産活動導緻的勞動分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生産關系，不是單純的财産歸屬關系，而是财産關系的現實形态，是實際的占有關系，而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直接決定着占有關系的屬性，基本經濟制度是國家依據社會性質及基本國情，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秩序中生産資料歸屬做出明确規定的經濟制度，是社會經濟在生産關系中最基本的規定。而社會财産關系與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的新質生産力緊密聯系，新質生産力更加重視創新、技術進步和智力資源對生産方式和生産效率的全面提升，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時代的重要标志。新質生産力強調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目标是形成經濟發展新動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發展新質生産力總結起來就是發展“創新、質優”的生産力。新質生産力以提高勞動生産率和資源利用效率為目标，實現了生産方式、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變革。這就需要我們通過不斷完善政策法規體系，特别是基本經濟制度，建立适應新質生産力發展的産權保護制度、科技創新制度、人才引育留用制度等，激發科技人才創新活力，提高各種生産要素配置效率，推動新質生産力加快發展。

最後，凸顯了勞動分工與國家發展的密切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乃至整個國家自身的内部結構，都取決于其生産和對内對外交往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一個國家的生産力發展到什麼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勞動分工的程度上。每一個新的生産力，隻要它不僅僅是已知的生産力的數量擴展，就會帶來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一個國家内部的勞動分工，首先導緻工商業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分離。同時，通過勞動分工，在這些部門内部每個人之間的各種分工進一步發展。這些個體群體的相對地位取決于其在農業、工業和商業中所采用的組織結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要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到“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高度。大力推進科技創新、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關鍵是要牽住科技創新的“牛鼻子”。為此，需要研究深化科技創新，推進勞動的社會分工，實現創造性勞動。科技創新有助于推動勞動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産和科學技術，必須優化社會生活組織，實現科學的勞動分工，不斷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曆史和現實是相通的，“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31]。進入新時代，中國已經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重大轉變，雖然成就巨大，但是面臨的問題更多，改革也進入深水區，如何處理好人口、自然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問題，關系着是否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就需要我們充分掌握和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斷解決我們前進中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充分發展了立足于現實的社會曆史哲學，深刻揭示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并且将其運用到對黑格爾曆史哲學、自由主義等的批判中，形成了系統的唯物史觀，這對于我們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促進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馮旺舟.生産方式的展開與人的自由解放——重新理解唯物史觀的曆史性生成與意義[J].學習與實踐,2024,(08):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