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左翼思想界發生了“空間轉向”，形成了空間本體論、空間辯證法、空間認識論、都市革命等新主張，為“五月風暴”後期漸入困境的激進叙事注入新的思想資源。其中，列斐伏爾基于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作出空間性的哲學反思；哈維立足新馬克思主義，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索亞從後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進行了後現代地理學規劃。由此，他們形成了以反對資本空間生産和尋求空間正義為旨趣的學術共同體。空間批判理論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由現代性診斷轉向後現代反思的樞紐，其理論譜系龐雜且話語衆多，為推進思想史視域中的主題歸納、方法論提煉和效應評估，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
［關鍵詞］空間批判 總體性 解放政治 邊緣叙事 空間正義
現代性的共時态邏輯強調空間的話語地位，随着全球資本危機和地方性矛盾的加劇，空間不僅支撐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再生産，在分配社會财富、調試和規範主體社會關系的過程中也發揮着重要作用。據此，空間性的反思和批判成為左翼學者的共同關注，以亨利·列斐伏爾、大衛·哈維和愛德華·索亞為代表的理論家反對以時間為優先的曆史叙事，通過對“空間”與“生産”的元理論反思，重新定向了解放政治的開放性論域，開啟了激進理論的當代複興。大體而言，空間批判理論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演進中皆有現身，它在這三種理論傳統中的發展既體現出在曆史認識論轉換、解蔽社會空間、聚焦都市問題等方面的共性特征，也存在基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争的視域分野，集中展示了“五月風暴”後期左翼理論界面臨的解構主義困境，以及空間論者試圖以“微觀主題”捕捉資本變遷的努力，構成了國外馬克思主義複雜轉型的縮影。
一、列斐伏爾：人本主義總體觀的空間呈現
就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理論而言，列斐伏爾的研究具有典型性。佩裡·安德森說過：“亨利·列斐弗爾是我探讨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在世人物中最老的幸存者。”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是指西方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學者在探索本土革命路徑過程中形成的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判性和現實性的學術傳統。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蘇俄馬克思主義拘泥于近代理性主義哲學立場，既無法揭示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實質，也鈍化了其批判價值。為重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判價值向度，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強調立足近代哲學和舊唯物主義哲學的雙重斷裂點上展開理論闡釋，形成了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種解釋路徑。列斐伏爾大體延續了其中的人本主義路徑。在其早期理論規劃中，列斐伏爾試圖通過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經濟拜物教思想揭示資本意識形态的神秘性質，“為真誠的人本主義，為相信人類因為人本主義而認識它的人本主義開辟出一條路來”。但他的意圖并非複現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甚至不是對盧卡奇的總體性辯證法的舊事重提，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改弦更張，或者說，是一種針對瑣碎事務的微觀透視，意味着隻有掙脫“小事情”奴役下的個性壓抑和物性沉湎，才能複歸“已被行動和思想所分裂”的“總體運動”。據此，列斐伏爾用個體化的自由追求偷換了階級主體的解放訴求，因為在他看來，“總體的人是自由集體中自由的個人。它是在差别無窮的各種可能的個性中充分發展的個性”。這顯然忽視了馬克思異化批判的宏觀視域以及俯瞰生活世界的曆史主義高度，縱然保有總體性的激進渴望，也隻能是基于“小寫主體”的烏托邦想象。
列斐伏爾後期關注空間問題，形成了以空間生産、空間辯證法和城市權利為核心的空間批判理論。對于上述轉換，學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例如，斯圖爾特·埃爾登認為，“空間”内在于“日常生活批判”主題，它與“節奏”分析共同構成列斐伏爾診斷現代性的時空之維；索亞則将空間批判看作列斐伏爾的理論高峰，強調它不僅通過空間性的“三重辯證法”導引了後現代的激進主張，也憑借“空間本體論”打破批判理論與實證科學素不往來的對立現狀，通過哲學、建築學、城市社會學和地理學的辯證互動，拓展了左翼政治的理論空間。實際上，“空間”與“日常生活”素來相關，它既是内嵌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論視野，也是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重要的理論貢獻”。其相對獨立性隻限于方法論層面，即列斐伏爾借鑒結構主義的共時态研究方法（盡管列斐伏爾将路易·阿爾都塞看作頭号敵人，但仍宣稱“結構主義已經發現了許多真理”），将作為日常生活之現身情境的“都市社會”推進至元哲學領域，并在闡發“空間”的關系屬性和再生産機制的過程中，揭示了空間生産遮蔽的主體規訓和生産關系的表征意圖。列斐伏爾強調：“日常生活與城市，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這一分析建立在社會實踐活動的總體之上，因為這些活動在都市的、日常生活的複雜空間中糾纏在一起，直到在某一點上能夠确保生産關系（社會關系）的再生産。”簡言之，資本憑借生産和占有空間得以喘息，空間因資本的權力在殖民生活世界留下銘記，在微觀層面以都市編碼和建築意識形态誘導主體沉淪于符号營造的抽象空間；在宏觀層面通過共時态空間結構行使總體性社會權力，将生活世界“座架”為生産和需要互為外在的欲望機器，二者互為表裡、彼此共謀，共同演繹都市空間生産語境中的主體異化邏輯。
為說明上述問題，列斐伏爾從空間概念入手，強調首先應避免“絕對空間觀”和“先驗空間觀”兩種誤認。具體來說，前者拘泥于力學體系的實體框架，偏好經驗主義認知模式，最終被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引申為物質世界的本體論假設；後者将空間視為基于人類幾何思維的先驗抽象物，試圖以空間和心靈的關系論闡釋替換神學目的論假說，但濃厚的主觀主義傾向卻難以逃離形而上學的束縛。為消除分歧，列斐伏爾将空間納入生産的邏輯範疇，主張“對生産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産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産”。所謂“空間本身的生産”，既不是消極無為的質料堆砌，也非流俗的感覺抽象，而是社會關系的具象表征，它“源于生産力自身的成長”，且在“辯證性的互動裡指定了空間，又以空間為其前提條件”。這顯然是以空間的相互指涉取代了主體外化的感性本質，用馬克思的話說，便是社會關系颠倒為“生産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
如果說馬克思眼中的空間具有感性的生存論特質，列斐伏爾則視其為内含關系屬性的生産性概念，一個兼具過程和結果、基礎和派生、目的和手段的總體性範疇。它一方面說明，空間是被刻意生産出來的“具體的抽象物”，類似馬克思描述的“可感覺而又超感覺之物”；所謂“具體”，就是指空間具有“上手”的真實性，而且可以被切割為用以交換的功能性碎片；所謂“抽象”，則是指持續滲透的均質化邏輯壓抑了差異性的空間生産，使空間“與商品、貨币和資本一樣有相同的宣稱，而且處于相同的全球性過程之中”。另一方面，它強調，空間反向支配主體的思維路徑乃至行為邏輯，類似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态國家機器”或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能夠憑借都市規劃或景觀打造，将資本權力圖式的規訓意圖表征于顯性層面，從而在統攝主體原初生命體驗的過程中，奠定資本先驗統治秩序的生命政治基礎。列斐伏爾特别指出，資本由“生産的空間轉移到空間的消費”，導緻建成環境淪為欲望被引導的躁動世界，不僅催生了迎合資本剩餘價值生産的異化主體，也“在空間的地位與‘主體’的地位之間、在我思與所思之間，設置起了某種對立”。它限制了主體的空間感知力，并錯把物性空間及其交換價值視作“應然”，從而遮蔽了資本空間生産傳遞的權力意志、生殖崇拜和拜物教意識。列斐伏爾的抵抗策略是訴諸差異性，亦如其在日常生活批判時期倚重的“個性洋溢”那樣，認為“社會主義的空間将會是一個差異的空間”，而差異性的空間生産則需要賦予主體進入都市的權利。
晚期列斐伏爾依舊深耕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論沃土，圍繞“都市權利”建構起面向人本主義的解放策略。他指出：“進入都市的權利所指的，就是一種有待實現的總體性。”或者說，這一權利是指“擁有作為社會生活與所謂的文化活動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權利”。具體而言，首先，都市空間生産涉及主體本質的感性轉換，即“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的對象性結果，而非資本支配的異化場域；其次，破除空間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這既是揚棄資本碎片化空間生産的邏輯前提，也是抵抗資本微觀治理術的空間策略；最後，強調差異性總體，或列斐伏爾所言“包羅萬象的總體性存在”。列斐伏爾慣常以後現代主義的搖擺形象示人，但若從“日常生活—空間”的一緻性邏輯來看，差異性總體并非解構主義偏好的邊緣叙事或語言符号的自我指涉，而是力圖在“去中心化”的都市社會語境中，瓦解資本的抽象空間及其同一性暴力，從而回歸使用價值主導的“取用性空間”的政治想象。
二、哈維：不平衡的空間生産及其解放旨趣
如果說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隻是“五月風暴”中式微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微弱回響”的話，那麼在解構主義泛濫的20世紀70年代，空間以其與結構（後結構）主義方法的親緣性演繹了更多理論可能。就左翼思想界而言，圍繞資本全球化、後現代主義和解放政治等議題，哈維等新馬克思主義者着力避免叙事中的多元立場和偶然性崇拜，強調資本的運作邏輯尚未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框架，諸如彈性積累、非物質勞動、空間生産等問題，不過是資本面向後工業和全球性語境的策略轉換，針對勞動過程的政治經濟學透視以及生産方式的替代性規劃依舊是解放政治的核心議題。
在空間批判理論陣營中，哈維的視角較為獨特。他将列斐伏爾關于空間的元哲學轉化為地理學曆史唯物主義的建構，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導的全球權力關系乃是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交織互動的空間表征，目的在于揭示積累過剩危機的實質；另一方面立足空間生産、資本積累與地緣政治對抗之間的關系論闡釋，主張全球性金融危機、城市破壞以及生态危機、後殖民等問題實際上是資本試圖規訓不同尺度空間的地理學後果，但空間的強制耦合必然導緻“資本主義的地理組織把這些矛盾内化到了價值形式當中。這正是資本主義無可避免的不均衡地理發展這個概念的含義”。哈維敏銳地發現，不平衡發展實則是新自由主義積累策略的空間症候，即以犧牲欠發達地區為代價，“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并恢複經濟精英的權力”。然而，這種投機性的發展行為不僅不會降低動蕩性因素的不利影響，反而會加劇危機，引發諸如城市頻繁惡性改造、福利削減、生态危機等問題。可以說，正是在審視資本主義曆史地理狀況的過程中，哈維系統表述了資本空間化的運作機理及其内在矛盾，為建構一種兼容後現代狀況的解放議程提供了方法論指引。
在哈維看來，新自由主義的剝奪性積累是資本主義不平衡地理發展的直接原因，意味着資本能夠通過空間生産，解決過剩積累問題并維持剩餘價值再生産。所謂剝奪性積累，實際上是資本在地理擴張和空間重組過程中，釋放資本盈餘和勞動盈餘的危機轉嫁行為。它相當于通過資本的空間生産，再造了一個生産資料和勞動力結合的機會，類似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概念，隻不過在空間生産時代，剝奪性積累已經内化于資本運作的全過程，而非僅僅是馬克思筆下“與之相适應的生産方式的前史”。對此，哈維着重從資本權力關系的全球布展和城市的“創造性破壞”兩個方面展開說明。就前者而言，資本全球化不僅是商品交換邏輯和貨币霸權無序擴張的顯性表征，也是将不同國家和地區納入資本政治經濟體系的空間伎倆。資本通過金融操控、債務陷阱和意識形态輸出，侵蝕新興消費區域和勞動力市場，生産着延續統治合法性的權力空間。從後者來看，城市作為嵌套于資本空間生産過程的增殖場域，既是“靈活積累”的時空節點，也是“吸收過剩資本的重要途徑之一”。但城市投資回收的長期性往往使資本不會拘泥于單一地理尺度，而是“在一段時間内，在一個地方建立一種地理學景觀來便利其行為；而在另一段時間，資本主義又不得不将這一地理學景觀破壞，并在另外一個地方建立一種完全不同的地理學景觀”。哈維特别以紐約、倫敦的城市更新，以及巴伐利亞取代魯爾、托斯卡納取代都靈為例，說明搖擺于拆毀與重建之間的“創造性破壞”，已經“被寫入了資本積累真實的曆史地理學景觀之中”。
剝奪性積累在全球和地方層面尋求危機轉嫁、拓殖權力關系的同時，也為資本的曆史地理狀況注入了不平衡發展邏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産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如果說馬克思的問題意識緣于曆史辯證法的非線性結構，目的是将作為地理學概念的“不平衡”納入政治經濟學視域，哈維則試圖說明“無論是曆史還是今天，地理的重新安排和重構、空間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不平衡地理發展等，都是資本積累和階級鬥争動态的關鍵方面”。它意味着，不平衡地理發展不僅代表着資本謀求競争優勢和緩解積累危機的空間結果，更是維持資本存續的地理學前提。從資本積累層面看，其以動态的過程形式介入資本的空間生産，通過塑造“中心—邊緣”的二元結構，以資本的部類差異取代空間自身的多元特質，“為過度積累的資本打開了廣闊的赢利空間”；從階級鬥争層面看，不平衡地理發展排除了價值普惠和利益均沾，它以貿易壁壘、地緣沖突等形式，再現了空間的有限規模與資本惡性增殖的矛盾關系，但其孕育的空間敏感性也“有助于重新定義政治行動的可能領域”。
哈維的解放政治學體現了階級政治立場。面對後工業時代的社會語境，哈維提出，晚期資本主義的變化“決不新穎，它最新的觀點肯定在曆史唯物主義探究的掌握之中”。他一方面以激進的樂觀主義态度，重構了左翼叙事中的烏托邦傳統，為探索進步政治學提供了穩定的元理論支撐；另一方面通過擴展普遍主義的階級政治，與解構主義者劃清了界限，使不平衡地理發展避免因偶然性而遭到放逐，并成為“連接各種地理規模上政治行動”的空間支點。在闡發烏托邦理想的過程中，哈維特别強調理解複雜社會過程及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因為“在任何時候，過程地位都優先于物和系統”。即是說，我們不能隻從物性層面把握資本的景觀塑造，而應當在涉及空間過程的關系論闡釋中，尋求“可能的世界”的建構路徑。
哈維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中強調過程辯證法在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聯系等方面的優勢，認為“過程”的介入有助于強化辯證法在整合思想碎片方面的總體性功效，既可确保回歸資本生産過程“内部”（區别于後馬克思主義的外部“鍊接”）來揭示共時态矛盾，亦能賦予實體化的矛盾雙方以開放性、流動性的特質，從而使“任何環節都不缺乏改造行動動力——一種新的想象……每一環節都充滿了變革潛力”。據此，他贊同馬克思把資本概念化為一種過程或關系的做法，認為這不僅避免了曆史解釋學中的線性圖式，也豐富了對立統一的辯證法理念。哈維借助理查德·萊文斯和理查德·萊溫廷以及阿爾弗雷德·懷特海的觀點，批判了笛卡爾原子主義的因果模型，認為這種狂熱的理性主義雖然奠定了經典物理學的叙事基礎，卻由于排除了過程和曆史而導緻方法論個人主義，或馬克思所說的“抽象的和意識形态的觀念”。因此，隻有遵循過程辯證法的指引，挖掘并整合隐匿于資本空間構型的“戰鬥的特殊主義”，方能在氤氲解構主義氣息的後革命氛圍中，重振烏托邦旗鼓，凝聚替代性政治想象。
哈維特别将生态問題作為烏托邦議程的具體關切，試圖“在生态/環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政治之間建立某種友好關系”。在他看來，作為社會關系表征的空間包含社會和環境維度，而資本全球化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嚴重的生态問題，秉承不同生态價值觀的左翼人士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要麼耽于理想主義的實踐困境，要麼陷入獨裁主義的精英政治，忽視了嵌入生态系統的越軌行為往往是資本空間生産的邏輯使然。因此，哈維反對抽象的價值觀說教，而是寄希望于在“生命之網”中建立“辯證的時空烏托邦”。生命之網“假定一個辯證法能夠公開而直接地闡明時空動态，還能夠描述把我們如此緊密地束縛在當代社會—生态生活這個精緻羅網中的多重交叉的物質過程”。由于破除了資本之于空間生産的全權主導，“辯證的時空烏托邦”能夠容納自然、環境、他者等要素，使分裂的社會與環境彼此互動、辯證互釋，從而将地方性的反抗行為組織化為批判資本邏輯的普遍鬥争，用哈維的話說，“全部有關‘環境’的提議都必然是社會變遷的提議，針對他們的行動總是需要用某種評價體制的‘自然’來做具體的例證”。可以說，作為替代性方案的時空烏托邦體現了生态社會主義理想，它一方面表明，确立社會主義制度意味着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從資本普遍的異化狀态中剝離出來，另一方面也向我們展示了“曆史—地理”唯物主義的生态敏感性及其對于揭示資本空間悖論的關鍵意義。
三、索亞：空間正義語境中的邊緣叙事與激進退守
“五月風暴”後期，資本生産的技術範式變遷連同左翼陣營的分化催生了後馬克思主義思潮。該思潮遵循後現代主義的闡釋邏輯，拒斥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解放訴求，斷言階級政治已被話語革命和微觀叙事取代，唯有以“接合理論”鍊接異質性主體，才能落實解放的現實可能性。洛杉矶學派的旗手人物索亞基于上述理路，在綜合吸收讓-保羅·薩特的現象學本體論、尼科斯·普蘭查斯的共時态社會關系理論以及哈維的過程辯證法的基礎上，擴展了晚期列斐伏爾的差異性主張，提出具有反對資本主義傾向的後現代地理學，為重構空間正義理論提供了激進指引，但也付出了過度诠釋的代價。
在理論闡發過程中，索亞充分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過分曆史語境化”的敵意。在他看來，“鈍化”了空間敏感性的曆史批判，實則是決定論式的先驗話語，它假定任何事件隻有在曆史總體性中方可解釋，不僅忽視了空間内涵的激進旨趣，也“歪曲了我們的認識論、理論、實證分析和社會實踐”。索亞贊同列斐伏爾的空間概念，認為空間不應被理解為惰性的物理實體或背景範疇，而是社會關系的具象表征，一種能夠反映話語沖突、意識形态争端乃至權力關系變遷的共時态圖像。換句話說，遮蔽當下革命沖動的，不是資本的現代性“優勢”，而是空間性的權力結構，由于這一結構削弱了世界無産階級在地理層面聯合的可能性，在導緻勞動者革命意識倦怠的同時，也突出了“由各種基本的生産關系等級性建構的各種社會過程”對于破除支配城市構型演化、全球勞動分工布局的霸權邏輯的地理學意義。問題是，索亞提及的“生産關系”并非基于勞動生産過程的經濟關系，而是被泛化使用的權力鬥争關系。用他自己的話說，“空間結構……表征了各種一般生産關系的一種業已得到辯證闡釋的成分，這些生産關系也同時是社會關系和空間關系”。其内容指向不公正的地理的生産和再生産，争奪焦點落腳于重新定義“地方”的權利，實踐所依托的則是嵌入諸多“反叛地形”的“能指鍊條”及其凝聚起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地理學合力。索亞特别以盤踞在洛杉矶的“勞工—社區—大學”聯盟及其主張的城市更新運動為例，論證了在後福特主義普遍降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席卷而來的後大都市時代，保持行動主體和運動模式的開放性，在培育反叛意識乃至邁向激進空間實踐方面的積極作用。
在直接的意義上，索亞從“給定的地理”轉向“生成的地理”，體現了左翼空間論者的共性認知。但他過猶不及的空間“重申”不僅錯失了列斐伏爾和哈維打開的政治經濟學論域，更無力揭示作為個中根源的私有制關系，隻能蜷縮于不公正地理生産的曆史表象，伸張其所謂“空間正義”的解放潛能。然而，遠離階級語境的地理策略既與“正義”無涉，也和“解放”無緣，至多是為繁雜的後馬克思主義景觀增添了一抹激進的色彩。值得關注的是，後現代地理學具有多元、開放的特質，且立場鮮明，除支持各色邊緣勢力交叉互滲外，還觸及了政治想象的元理論層面。這種後現代的“現代性訴求”在叙事上與“不在場之在場”的解放期許如出一轍，表面上是後工業社會的語境使然，實則是曆史法則缺場後的激進退守。這意味着，社會革命已經從追求人類解放的總體性事業，淪為少數學院派知識分子表達“徹底民主”的話語政治。較之于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方法論重估，空間批判理論家更熱衷元理論探索，雖然他們很少像雅克·德裡達或弗朗索瓦·利奧塔那樣言辭決絕，卻也試圖“建構一種對空間、地方和環境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理解，并且将這種理解作為文化和社會理論的徹底基礎”。但不論多麼精巧的元理論設計，都不能掩蓋政治介入的無能，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後期偏安于“倫理轉向”，索亞亦主張以“空間正義”之名尋求批判理論的再激進化。
在索亞看來，“所有社會關系……隻要沒有特别地空間化，即沒有進入物質與符号的空間關系，它們就還隻是抽象的，未被奠基的”。因此，隻有從元理論出發，解碼都市文化和建築符号所遮蔽的資本權力關系，才能走出“馬克思主義在時下的危機”。如果按照索亞的說法，所謂元理論，就是“尋求一種恰切的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空間性定位”，那麼從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産”、哈維的“曆史—地理”唯物主義，到索亞的“三元辯證法”，元理論的持續勃興就絕非“空間轉向”這一術語可一言蔽之的。它是對辯證法、政治經濟學、激進地理學以及解放政治學的整體重估，在理論上是對曆史決定論遭遇普遍質疑的過度反應，實踐上則表現為在商品生産邏輯之外界定主體位置的行為趨向。在深層意義上，它試圖通過放大基于關系論闡釋的主體設定（生産關系—社會關系—話語），破除激進左翼無法在曆史叙事中确證自身的理論困局，卻又在泛化主體稱謂的過程中，掙脫了階級叙事的“強綱領”。就此而言，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哈維的“生命之網”以及索亞的“政治地形”皆有此意：一方面是在被拜物教邏輯全面籠罩的都市局面下界定主體，另一方面是在多元主義泛濫的鬥争語境中兼容差異，早期的階級意識、審美、新感性乃至“大拒絕”都難當此任。空間論者試圖将社會關系還原為空間結構，進而尋求曆史叙事之外的激進理論資源，但結構主義的語言親緣性反倒提供了“話語”的介入契機，導緻“大寫主體”的自我啟蒙（階級意識）被“小寫主體”的外部鍊接（話語）所取代；資本主義不可消除的勞資矛盾，亦矮化為“總體—碎片”（列斐伏爾）、“全球—地方”（哈維）、“中心—邊緣”（索亞）的“對抗性假設”。正是這種非本質主義的“對抗性”，使後期的空間批判理論不斷向邊緣敞開。然而，這種“假設”的最好結果，也不過是少數派的話語解放，表演性的不妥協姿态取代了揚棄資本主義的政治主張。
為保證理論的開放性，索亞選擇“空間性”而非“空間”概念予以展開說明。他認為，較之于“空間”，“空間性”不僅更能反映共時态并存的“運動和變化、張力和沖突、政治和意識形态、激情和欲望”，也有利于在“空間—時間—社會”的平衡性闡釋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社會批判理論的意義邊界。例如，資本無休止的空間形塑與景觀更新，既是權力意識形态刻意謀劃的地理學結果，也在前提層面規定了資本空間生産的不正義性，這就需要在破除地理決定論禁忌的同時，動态而非靜态地探讨空間如何被納入都市問題的邏輯展開過程，“幫助我們以更好的理論與實踐意識，理解社會正義何以産生與維持”。換句話說，索亞眼中的空間正義，不隻是理想狀态下的秩序重建，更代表了從地理層面對“不正義”形成過程的反思和揚棄空間霸權的激進實踐；它更像是一個價值整合過程或“尊重差異和多元化的團結一緻”的能指符号，能夠推動地方性行為嵌入深層次的地理脈絡，集結反抗不平等關系的行動者聯盟。
在正義的空間化過程中，索亞一改列斐伏爾和哈維由空間正義回溯社會正義的做法，而是将空間作為曆史和社會的等價範疇，強調正義隻能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正義，其表征形态會随着時空變遷而轉換；同時，空間具有社會性特質，社會關系失範也就是空間不正義，空間不正義也會支持并再生産失範的社會關系。用索亞自己的話說，即“正義/非正義（是正義和非正義一詞的結合）的空間性影響社會和社會生活，就像生活過程構成正義/非正義的空間性或者特殊的地理學一樣”。索亞據此批評約翰·羅爾斯的普遍主義正義觀，認為後者過分渲染的補償原則看似維護了共同體的“善”，實則主觀主義地泛化了特定時空狀态下的分配模式，不僅壓抑了不同時空語境下的理論多元性，也無法觸及“空間何以主動地卷入到形成和維持不平等、不正義、經濟剝削、種族歧視、性别歧視和其他壓迫或者歧視的事件”的過程機制。索亞引證艾麗斯·楊關于“社會正義的批判理論不僅必須考慮分配範式，還必須考慮生産和複制這些範式的過程與關系”的主張，認為當務之急是将空間性、曆史性和社會性的“三元辯證法”融入正義的識别與建構，推動普遍主義正義觀向生成性、開放性的正義論轉換，唯有如此，方能沖破結果主義導向的分配迷霧，并展開空間正義的激進實踐。
在行動論層面，索亞的解構主義思路使其偏好開放、多元的差異性叙事，展示了一種立足、依靠乃至崇拜“邊緣”的不妥協立場。類似列斐伏爾執着的差異性空間，或是哈維關注的“埃迪裡亞”，索亞以“第三空間”描述了一個集開放性、鬥争性和解放性于一身的政治場域，一個川流不息的都市戰場：種族、性别、階層交互嬉戲而不揚此抑彼，空間、知識、權力各方角逐而又辯證互釋，這種無限包容的開放性，正是索亞以樂觀的革命預期推進個案研究的理論前置。按照索亞的提法，“第三空間”像是一段通往“真實”和“想象”的地方的旅程，起點是列斐伏爾的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和表征性空間的三位一體，中途分别造訪女權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占據的“政治地形”、貝爾·胡克斯迷戀的“邊緣地帶”以及米歇爾·福柯的“異托邦”，最終回歸極具邀請姿态的“他者化”或“第三化”空間。它是真實的“第一空間”和想象的“第二空間”的辯證綜合（而非統一），即一種“戰略性的站位，是對中心—邊緣關系的打破、粉碎和超越”，不僅能夠确保反抗主體、鬥争手段及其目标的多元性，也足以開啟反抗空間霸權的集體行動。但問題是，理論開放性不等于實踐可能性，面向邊緣的求解隻會成就回歸邊緣的事業，索亞意圖培育“空間意識”或“激進的地理想象”，促使“正義作為一種社會行動主義者的團結力量出現”，但超出階級阈限的正義訴求終究隻是話語上的一廂情願，除了姿态上顯得“政治正确”外，并未提供任何具有曆史幹預力的解釋框架。
四、結語
空間批判理論代表了左翼思想界的新進動向，其元理論的敏感性使之經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而依舊蓬勃發展，為總體把握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在叙事上，空間論者将左翼困境歸咎為曆史決定論的糾纏，并試圖以撤離曆史語境的方式重構替代性政治規劃，雖然提供了某些新穎的視角，卻是流于經驗主義的外在反思，既無法形成有效的社會動員以緩解主體焦慮，也難以在剝離曆史想象之餘維系對抗性社會假設。在确切的意義上，它是以邊緣立場取代階級叙事、以微觀政治僭越總體解放的激進退守，延續并放大了國外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烏托邦性質。
從理論效應看，空間批判理論興起于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式微之際，雖然在起點上受存在主義、結構主義乃至實證社會學影響，卻始終注重對馬克思主義激進傳統的回溯，可以說，正是列斐伏爾及其後來者倒逼着理論家們去澄清空間在曆史唯物主義中的角色定位，從而激活了資本批判的空間視域。與此同時，肇始于格奧爾格·盧卡奇的階級意識焦慮，被空間論者描述為曆史意識危機，以至于在元理論層面重新定向了現代性的反思進路：表面上是對第二國際的物化史觀的徹底反駁，實則是對曆史認識論釜底抽薪式的修正，不僅自身陷入空間崇拜，也使左翼原本面臨的主體性問題跌入多元異質的複雜境地。由此，從空間生産到後現代地理學，連同從意識形态到精神分析、從消費批判到象征交換、從文化反思到審美政治等主題的轉換，一道印證了國外馬克思主義在凝聚主體方面的“無力”及其宏大叙事的“失效”。就凝聚主體而言，主體缺位導緻階級政治式微，空間論者試圖以情境化方式強化主體識别，并在反思與重申過程中落腳于“都市”“地方”或“位置”。這一極富洞察力的“地理學想象”，對消解人文地理學的實證偏好、烘托後主體哲學的知識氛圍有所裨益，因為不論是訴諸城市權力，抑或凸顯“戰鬥的特殊主義”，都是形而上的批判緻思切近社會理論的主體泛化過程，問題不在于激進性的衰退，而是主體無法在曆史唯物主義内部确證自身，“空間批判”異軍突起，正是對該問題的抵制與修複。在直接的意義上，福柯的“異托邦”、多琳·馬西的“權力幾何學”、安東尼奧·内格裡的“大同世界”，既是生産關系批判（商品）轉向文化意識形态批判（景觀、符号）的邏輯使然，也是共時态結構替代曆史性過程的典型表征，目的就是賦予一般性反抗力量而不隻是階級主體以激進身份。就叙事來說，微觀叙事是當前激進政治中的顯學，意味着“解放”無需固守宏觀的曆史總體或廣義的制度安排，而是“在生活風格、話語、軀體、性、交往等方面進行革命，以此為新社會提供先決條件”。例如，福柯聚焦監獄、醫院和學校中的權力彌散，吉爾·德勒茲關注“塊莖空間”勾勒的差異圖式，茱莉亞·克裡斯蒂娃強調“母性空間”孕育的解放潛能。空間不僅是權力批判的入口，也是敞開微觀政治的基底，其多元、開放的知識論訴求，在引入生态、女權、種族等問題意識的同時，亦集結起文學評論家弗雷德裡克·詹姆遜、讨論後殖民主義的愛德華·薩義德，以及主張“世界體系”理論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薩米爾·阿明、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等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内外形成了蔚為大觀的空間批判思潮。
從理論得失看，空間批判作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核心線索之一，具有反對資本主義的激進傾向，其所關注的空間生産、都市權利、生态正義、不平衡發展等論題，既豐富了資本批判的經驗性視角，也為拓展曆史唯物主義的當代視域提供了理論增長點。但我們也應看到，把馬克思主義誤讀為缺乏辯證眼光的抽象決定論，并以總體性辯證法、否定的辯證法、人學辯證法或多元決定的辯證法之名，引入差異和多元叙事，乃是國外左翼學者的慣有思路，列斐伏爾和索亞的三元辯證法如此，哈維的過程辯證法亦是這樣。他們錯把源自時代變遷的視域轉換放大為馬克思的觀點缺失，進而在元理論層次拒絕“曆史”，表面上是為解放清理地基，實則陷入解構的政治地形。他們要麼像列斐伏爾一樣重返哲學堂奧，主張在都市審美中孕育反抗契機，要麼如索亞一般自我放逐于經驗研究，在地理學闡釋中尋求倫理慰藉，結果便是将一項确定的解放議程降格為一切皆有可能的散漫事業，時尚的修辭催生出的話語繁榮，正是失敗主義情緒的顯著表征。值得關注的是哈維的思路，他通過空間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資本積累的曆史地理軌迹及其矛盾機制，不僅避免了基于道德覺悟和善良意志的抽象反思，也為凝聚日趨渙散的反抗意識提供了辯證的烏托邦期許。然而，在時空優先性問題上的立場搖擺，使其終究未能逃離後現代主義的陷阱，随着其革命旨趣轉向地方性知識生産，空間批判也在泛濫的解構性措辭中耗盡了勢能，淪為偏好“姿态”的“話語政治”或争奪“眼球”的“流量經濟”的共時态注解。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哲學院；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