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解放戰争；華僑；中國共産黨；輿論宣傳
［摘 要］論文論述了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進行輿論宣傳的緣由、方式、目标及其影響。解放戰争時期，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較量。華僑因其資金優勢及國際影響等，成為國共兩黨的重點争取對象。為争取華僑的支持，中國共産黨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以健全海外輿論宣傳陣地為依托，以民主和愛國為價值導向，一方面引導華僑認知蔣介石政府的獨裁專制、腐敗無能、無恥賣國，另一方面引導華僑全面準确了解中國共産黨和解放區的政策及其實施，促使華僑作出了政治 立場的正确選擇，并吸引他們為新中國建設作出獨特貢獻。
解放戰争時期，華僑因其資金優勢及國際影響等因素成為國共兩黨争取的對象。中國共産黨為争取華僑進行了有組織的輿論宣傳工作，為引導華僑最終選擇認同中國共産黨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學界對解放戰争時期華僑與中國共産黨的關系有一定研究，①但還缺少中國共産黨如何做好對華僑的輿論宣傳工作的專題研究。考察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的輿論宣傳工作，既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共産黨何以赢得解放戰争的最終勝利，也能夠為今天做好國際輿論宣傳工作提供一定借鑒。
一、對華僑進行輿論宣傳的緣由
自國民黨成立起，華僑就與之有密切關系。與國民黨相比，中國共産黨與華僑的交往曆史要晚 些。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之所以高度關注華僑并開展争取華僑的輿論宣傳工作，既與國共内戰的大環境有關，也蘊含着其特殊的經濟、政治訴求。
（一）華僑對戰後建國有極大幫助
辛亥革命時期，華僑因支持國内革命有功，被譽為“革命之母”。抗日戰争時期，華僑同樣心系祖國，全力支援祖國抗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力量。抗日戰争勝利後，分布在全世界的華僑共計約12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居住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殖民地，僅東南亞地區，華僑人數就達700萬人。［1］因中國當時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後，華僑的援助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對中國的重建具有積極作用。以廣東為例，華僑經濟在廣東經濟中占據着重要位置，較大的戲院、旅店、餐室、洋服店、洗衣店多是依靠華僑資本經營。
抗戰結束後，出于國家建設需要，中國共産黨将華僑視為重要的依靠力量。“沒有華僑經濟，中國每年的國際收支平衡将受到更大的困難，在多災多難的中國，特别是華南的人民生活，将受到極大的影響。”［2］中國共産黨高度重視華僑知識分子，特别是有海外留學經曆的人員。“新中國成立指日可待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人才。”［3］争取華僑支持，是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開展輿論宣傳工作的現實需要。
（二）國民黨對華僑實施輿論操控
為防止華僑在國共内戰時期倒向中國共産黨，國民黨對華僑實施了導向鮮明的輿論操控。
一是大力宣揚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國民黨葉青等人創辦的《政治向導》積極向海外華僑宣揚國民黨的“合法地位”，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評判當時的政局。如國民黨駐菲律賓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向海外華僑社會大力宣傳三民主義，強調“三民主義是我們全國國民可應有的統一救亡的中心思想”，号召國民“要信仰三民主義”，［4］以此實現對海外華僑的思想控制，為國民黨的武力征戰奠定民意基礎。
二是對華僑實施輿論管制。内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将在中國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延伸到僑居地。“蔣政府的僑務委員會已下令，所有華僑出版的報紙期刊和教育團體都要向該委員會登記。蔣政府駐外代表已奉令給已登記的中國出版物‘經常指示與協助’，中國報紙雜志上如發覺有刊登‘妨害中國對外關系’的‘非法聲明’時，将禁止入口，發行人不準返回祖國。”［5］1947年10月，海外華僑社 會中有較大影響力的《華僑導報》，在國民黨的嚴厲控制下被迫停刊。同時，在國民政府的“經常指示與協助”下，華僑在海外看到最多的中文報紙是被國民黨控制的黨報。
第三，極力污蔑中國共産黨。國民黨為了替自己發動内戰辯護，百般诋毀中國共産黨的所作所為，全然否定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主張。國民黨控制的《華僑評論》把中國共産黨定位為影響國家統一、民族前途和人民幸福的消極因素，宣稱中國共産黨的存在“使國家越來越不像樣子”，認為中國共産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基礎”，把中國共産黨主張的國家出路看作是“對國家實現統一的搗亂”，聲稱中國共産黨除了與國民黨合作外，别無其他出路。［6］
輿論雖無形，但有着強大的影響力，國民黨對華僑的輿論操控，使華僑難以了解真實的中國共産黨是什麼樣子。讓海外華僑了解真實的中國共産黨，進而作出正确的政治選擇，成為解放戰争時 期中國共産黨開展對華僑輿論宣傳工作的政治考量。
（三）僑居國對華僑實施反共宣傳
二戰後，國際上充斥着一股反蘇反共潮流，華僑的僑居國也深受其影響。“緬甸華文報紙共有三家：一是國民日報，該報的反共排華宣傳比國内國民黨黨報更下流更無恥，把反動派的流氓嘴臉赤裸裸的反映出來；二是中國日報，這是一種僞裝的黨報，在‘無黨無派’的煙幕之下發表陰陽論；三是新仰光秋，這是較有曆史也較為公正的報紙，但其對于國際國内的重大問題，亦缺乏系統的報導與正确的分析。”［7］在政治生活方面，僑居國政府往往靠“反共”來争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及轉移國内民衆對其不滿的注意力。1946年朝鮮南部金九政府為了削弱當地人民的反美運動熱潮，推行反共排華運動，殘害當地華僑。［8］1947年菲律賓自由黨的選舉宣傳就充斥着反共排華内容，使菲律賓國内充斥着反共排華的氣氛，嚴重威脅當地華僑的生存。［9］
國民黨還不斷制造謠言，挑動僑居國制造反共氣氛。1948年12月，國民政府在曼谷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在英文《曼谷郵報》上發表了一篇煽動性的談話，造謠中國共産黨一朝執政，暹羅的300萬華僑可能在中共分子帶領下與雲南方面聯系，發動突然襲擊，侵奪暹羅的國家政權，導緻暹羅政府加強了反共宣傳。［10］僑居國的反共宣傳，同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反共反民主運動相勾連，既不利于海外華僑的生存，亦不利于中國共産黨海外統一戰線的建立。在反共的輿論包圍中，海外華僑雖然心系祖國，但對于祖國的現狀卻不夠了解，容易被僑居國的反共宣傳影響和誤導，加劇與中國共産黨的隔閡和對立。通過輿論反擊僑居國和帝國主義的反共宣傳，增進華僑對中國共産黨的了解和認同，重塑中國共産黨的海外形象，是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開展對華僑輿論宣傳工作的外部考量。
二、對華僑進行輿論宣傳的方式
與國民黨相比，中國共産黨在海外的華僑工作起步較晚。解放戰争時期，為“争取僑心，促使 更多的海外華僑轉變政治立場，擁護共産黨”［11］，中國共産黨着手建立了較為全面、立體、完善的海外宣傳組織架構，為做好對華僑輿論宣傳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撐。
（一）創辦僑宣報刊
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為加強對華僑的輿論管控，依托海外部繼續興辦《華僑先鋒》，還創辦了《華僑評論》等專門的僑宣刊物。同時，還在海外興辦、創辦和扶持了大量報紙。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新加坡的《中南日報》《中興日報》，馬來亞的《光華日報》《建國日報》，印度尼西亞的《天聲日報》，菲律賓的《大中華日報》《中正日報》，緬甸的《覺民日報》《中國日報》，柬埔寨的《公言日報》，越南的《華南日報》，泰國的《民聲日報》《正言日報》《曼谷公報》，美國的《美洲日報》《美洲國民日報》《少年中國晨報》，古巴的《民聲日報》，法國的《三民導報》，加拿大的《新民國日報》《醒華日報》，等等。［12］為增進華僑對中國共産黨的了解，中國共産黨在海外也組建了兩級對僑輿論宣傳方陣。
第一級為中國共産黨直接領導的黨報黨刊，包括《正報》（1945—1949）、《群衆》周刊（1947—1949）、《中國文摘》（1946—1950）、《新華周報》（1948年4月—1948年7月）。《正報》是抗日戰争後中共在香港創辦的第一張報紙，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向華南和東南亞地區發行，每日發行量最多時可達兩萬份，“對海外華僑影響較大”［13］。《群衆》周刊本是中國共産黨在國統區創辦的唯一的中央機關理論刊物，1947年初受國民黨新聞壓制的影響被迫由内地轉至香港，向全球發行，範圍涵蓋港澳、越南、暹羅（今泰國）、新加坡、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文萊、緬甸、印度、英、美、法等地，受到華僑信任。［14］《中國文摘》是中國共産黨創辦的第一份向海外發行的英文期刊，對于幫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共産黨所進行的正義事業和中國的革命形勢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得中國共産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能夠為世界各國人民所了解，并獲得廣泛的同情和支持。［15］《新華周報》由新華社新加坡分社主辦，主要内容有社論、中共中央文告、解放軍戰報、中國解放區新聞、中國國民黨統治區新聞、中國國内通訊、解放區通訊等，雖然曆時較短，但一度“成為了黨聯系僑胞的紐帶”［16］。
第二級為受中國共産黨間接領導或影響的進步報刊，包括香港《華商報》（1946—1949），新加坡《風下》周刊（1945—1948）、《新婦女》（1946—1948）、《南僑日報》（1946—1950），菲律賓《華僑導報》（1942—1947），印度尼西亞《華僑新聞》（1946—1958）、《生活報》（1945—1960），緬甸《新仰光報》（1945—1966），馬來亞《民聲報》（1945—1948），泰國《全民報》（1945—1952），越南《時代報》（1948年4月—1948年10月），柬埔寨《現實日報》（1946—1951），美國《美洲華僑日報》（1940—1989）等。為争取更多讀者，中國共産黨創辦或參辦了這些僑宣刊物，取得了較好效果。其中，《華商報》是中國共産黨間接領導的具有愛國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在華僑中影響較大。胡愈之主持的《風下》周刊緊扣時代脈搏，始終站在反内戰、反專制獨裁鬥争的前沿，被讀者譽為 “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17］。《南僑日報》則關注僑民的利益，反映僑民的心聲，旗幟鮮明地支持祖國人民的解放戰争，被稱為愛國華僑的一面旗幟。［18］1945年，中共黨員唐明照重回《美洲華僑日報》 擔任總編輯，為号召留美學人回國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19］這些刊物既具有進步性，又比較客觀中立，随着解放戰争的推進，讀者群體日益增多。
另外，中國共産黨還資助民主黨派興辦進步刊物《人民報》《文彙報》等，擴大了讀者群體，在中國共産黨組建的兩級刊物被查禁時，也起到了替代和補充的作用。
可以說，在華僑集中居住地，幾乎都有中國共産黨主辦或參與的專門面向華僑發行的報刊，這些刊物在時事報道方面遙相呼應，有助于海外華僑認清國共兩黨主張及解放戰争的形勢。
（二）開通對僑廣播
國民黨在1939年就開辦了國際廣播電台，抗日戰争爆發後重點對歐洲、北美、蘇聯、日本、南 洋、澳洲廣播，使用語種有英、德、法、荷蘭、西班牙、俄、日、馬來、泰、緬甸及中文等，［20］對海外華僑，特别是對不識字和難以接觸到進步報刊的華僑影響較大，成為國民黨對華僑實施輿論操 控的便利工具。中國共産黨延安廣播電台在1941年開設了為抗日戰争服務的日語廣播，抗戰勝利以 後，為了在海外發出中國共産黨的聲音，中國共産黨增加了海外的新聞廣播節目。
由于國民黨在海外設置了各種障礙，華僑接收延安廣播并不方便。1946年内戰爆發後，海外華僑急于了解國内戰争狀況，馬來亞華僑曾春水偶然間聽到了張家口廣播台的英語節目，便向《大公報》發電報轉呈毛澤東，詢問英語廣播的具體播出時間。毛澤東通過延安華僑聯合會複信曾春水， 專門将張家口電台的呼号和時間告知，還表示“如環境許可，希望多多收聽”［21］。1947年，為了回應海外華僑因胡宗南進攻延安而産生的不安情緒，延安廣播電台及時發布中國共産黨領導陝北人民鬥争的消息，“使僑胞感到欣慰，看到了希望”［22］。1948年5月，東北台開辦《英語廣播》節目，每天固定廣播一個半小時，主要是向海外華僑宣傳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方針政策，并向海外華僑傳達中國共産黨對國内外重大事件的立場和态度。東北台《英語廣播》節目海外傳播力度較大，瑞士、捷克和南太平洋等地區的海外華僑均可以收聽到。1949年6月20 日，新華廣播開辦了面向華僑聽衆的方言節目，如廣州話、潮汕話、廈門話廣播節目。
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利用廣播電台對國民黨的内戰陰謀和軍事失敗進行了宣傳報道，對中國共産黨的政策主張進行了澄清和說明，使海外華僑明确了事實真相，在對兩黨的全面對比中作出了他們的政治選擇。
（三）組建僑宣機構
國民黨海外部自20世紀20年代成立，雖然一度中斷，其内部組織體系和領導架構也不斷調整，但抗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内始終作為國民黨處理華僑問題的官方機構存在。［23］為擴大和鞏固在海
外的影響，抗戰後國民黨迅速開展了黨務的整理與重建工作，在海外各地完善了直屬支部建設，有條件的支部還創辦了黨報黨刊，大量吸收華僑青年和僑商入黨。國民政府主導的僑務委員會自抗戰結束前設置了僑民教育師資訓練班、僑民教育函授學校、南洋小學教科書編輯委員會、華僑通訊社，1946年還創辦了華僑月刊社。解放戰争時期這些組織同前述國民黨的海外組織共同構成了國民黨對華僑開展輿論宣傳和意識形态工作的組織保障。
與國民黨建立海外部和黨支部相對應，中國共産黨組建了8個海外工作委員會分部，分别是美洲、香港、歐洲、東南亞、日本、緬甸、印度支那和暹羅分部，主要與國民黨開展針鋒相對的海外宣傳，“宣傳黨的革命主張，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面目，動員廣大華僑支援解放戰争”。［24］1946年初，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成為中國共産黨開展海外宣傳的橋頭堡。1947年1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下設香港工作委員會，分管香港和東南亞各地的報紙刊物和華僑工作。1946年，中國共 産黨重建了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簡稱國新社香港分社），以配合《華商報》的輿論宣傳，國新社香港分社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對華僑宣傳的民間通訊社，同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各地華僑報刊 建立了供稿關系，拓展了中國共産黨在海外的輿論基地。［25］1946年，中國共産黨在香港創辦了新民 主出版社，着力宣傳中共的主張、路線、方針、政策。“發行的重點對象（主要批發戶）是南洋（東南亞）和歐美的華僑報社以及愛國華僑經營的書店，例如：曼谷的《全民報》社、新加坡《南僑日報》的南僑出版社、馬尼拉的現代圖書公司、吉隆坡的聯合書報社、越南堤岸的亞新書店、蘇門答臘棉蘭的光華書店、舊金山的《華僑日報》社、巴黎的巴黎書店等。”［26］除此之外，原中共地下黨 員司徒堅創辦的南國書店、《華商報》旗下的有利印務公司、中國共産黨在海外主導成立的各種文化團體等，都成為中國共産黨對華僑開展輿論宣傳的輔助組織。
三、對華僑進行輿論宣傳的目标
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開展争僑輿論宣傳工作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削弱國民黨對華僑的虛假宣傳，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無能，增進華僑對中國共産黨的理解與認同，引導他們“和解放區人民在一起，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27］
（一）揭露國民政府的損僑行徑
華僑為抗日戰争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戰後不僅沒有享受到應有的權益，反而遭到國民政府的種種欺壓。由于國民黨的輿論壓制投訴無門，中國共産黨代其發聲，對國民黨欺壓華僑的行徑進行了曝光。
其一，華僑在經濟上一再遭受國民政府的巧取盤剝。内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财政日益吃緊，為挽救其嚴重的财政危機，對華僑盤剝日盛，且花樣百出，中國共産黨對其進行了揭露。如曝光國民政府強迫僑胞用黃金購買沒有價值的紙币，斥責宋子文、貝祖诒在香港管制和吞噬僑胞彙款的金融措施是“喪盡天良，痛心疾首”［28］的壓榨行徑，指出國民政府向華僑進行剝削最常用的招數就是降低外彙彙率，以掠取僑彙。“一九四六年初美元黑市漲至一千五六百元，央行挂牌仍為五百元；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美元黑市漲至三千六七百元，央行挂牌仍為二〇二〇元；使華僑受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的損失。”［29］《群衆》周刊指出：“很顯明的，蔣介石正在以最野蠻的手段來集中蔣區及海外人民的财産以供其使用。”［30］
其二，華僑在政治上得不到國民政府的正當保護。國民政府表面上一再向華僑表示會盡可能為華僑提供堅強後盾，實際上面對日本、印尼、泰國華僑被殺被判罪，菲律賓、越南華僑被排斥被驅逐，荷蘭、美國華僑被扣押被歧視等慘況，要麼大事化小，要麼噤若寒蟬。1946年，菲律賓通過多項排華法案，甚至逮捕華僑，新華社一再發電指出國民黨政府對此不僅無動于衷，還為其總統歌功頌德。“當地的國民黨報紙如前鋒日報則為菲總統羅哈斯歌功頌德，說這些逮捕行為‘系奉羅哈斯總統的特别命令’”。［31］中國共産黨的僑宣刊物對國民黨的無能或無心表現也予以了揭露和抨擊。《風下》周刊指出：“蔣政府從來沒有給我們一點好處。暹羅慘殺我們同胞，他不理，他忙着打内戰；荷蘭官吏無理扣留我們的船隻，他不理，他忙着打内戰；因為外國人全都知道我們海外華僑沒有政府做我們的後盾，所以要扣就扣，要殺就殺。蔣政府此外還代表誰呢？他沒有代表我們中華民國，他是代表美帝國主義。”［32］
其三，華僑在國際上遭受國民政府的反動壓制。抗戰結束後，華僑本以為祖國擺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自己在海外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會有所提升，結果事與願違。内戰爆發以後，蔣介石 不僅向海外各地派遣了大量的特務，壓迫逮捕華僑民主人士及愛國青年，還試圖同當地政府相勾結，用官僚資本排斥華僑民族資本，導緻華僑在僑居國的利益損失巨大，同時還勾結美帝國主義，讓日貨傾銷國内及南洋各地，使華僑工商業受到極大的威脅和損害。《群衆》周刊痛心地指出：“本來華僑經濟就是先天不足的，在侵略資本與官僚資本夾攻下，處境自然更加困難。”［33］
華僑在民族、民權、民生方面的權益都不能得到國民政府的維護，反遭壓制，中國共産黨呼籲海外華僑奮起反抗：“海外華僑不但要遭受蔣朝特務的毒害，即在國内的家屬亦要遭受蔣朝無法無天的掠奪，這些一切證明：蔣朝不滅，不僅國内蔣區人民工商業界遭受其摧殘蹂躏，即居住在海外之僑胞亦是難以幸免的。”［34］
（二）闡明中國共産黨的利僑政策
與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産黨不斷用實際行動維護華僑權益，對其利僑政策也進行了大力宣傳。
一是闡明解放區工商業政策。如前所述，國民政府不但不保護華僑經濟，還對解放區的工商業政策極盡污蔑之能事，诋毀共産黨一旦執政就會沒收華僑資産。中國共産黨一方面用實際行動支持華僑經營僑彙、旅館、印刷、書店等企業，還發起募集文化基金支持華僑。［35］另一方面對外澄清解放區的工商業政策。1948年7月，解放區第六次勞動大會緻電海外華僑，熱烈歡迎海外華僑參加解放區和未來新中國的工業建設。1948年秋，華南人民武裝向華僑公布了《當前行動綱領》和《保護工商界利益的實際辦法》，明确規定：“願意在遊擊區創辦工商業者，給予必要協助，減輕其進出口稅，免除一年以上的營業稅，所得稅及特别稅。”“對于華僑，當地政府軍隊盡力保護各地民營批館及彙兌莊，如僑胞家屬接濟不到，可向當地政府要求救濟或借糧借款；華僑出國及回國，如進入遊擊區，當地政府軍隊應負責保護，以避免蔣軍及土匪之搶劫。”［36］海外僑宣刊物對這兩個文件進行了反複說明，“毫無疑問，華僑對于這個行動綱領是不會有絲毫懷疑的。”［37］
二是闡明解放區土地改革政策。中國共産黨非常注意與華僑切身利益有關的土改政策，對有的地方土改工作中随意沒收華僑土地房屋的行為予以糾正，要求嚴格落實中國共産黨關于保護華僑利益的政策方針，主動向華僑道歉并賠償華僑損失。1948年2月，香港中共中央分局發出《粉碎蔣宋進攻計劃、迎接南征大軍的指示信》，明确了中國共産黨對華僑土地與财産的處理原則，即按華僑占有土地的多少進行處理，原則上沒收封建剝削性質的土地與财産，保證家屬基本的生存需要，各地按實際情況靈活執行。同年4月，香港分局又發出《二月指示》的補充指示，進一步提出對華僑商人來往及回家建房應切實保護，不能動他們的财産；華僑在家鄉如果封建剝削已超過其總收入25%以上，或已連續剝削3年以上者，才允許沒收其多餘的土地，至于房屋财産暫時不動。［38］這些指示 和方針，及時糾正對華僑土改“左”的偏向，中國共産黨借助華僑報刊加以宣傳，為争取華僑的理解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三是闡明解放區知識分子政策。抗日戰争結束以後，中國共産黨曾派專人赴美國向在美華僑宣傳其知識分子政策，同時，中國共産黨在美工作領導小組着手争取留美科技人才，并嘗試組建“美中科協”。1948年底芝加哥聯席會議的召開和1949年初《美中科協章程草案》的拟定，為中國共産黨進一步團結争取留美科技知識分子提供了可能。［39］1949年，周恩來指示要動員留美知識分子特别是高級科技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鼓舞了留學人員士氣，推動了回國潮的興起。［40］中國共産黨對華僑知識分子的政策宣傳，極大地影響了留學人員和海外華僑，吸引了一大批海外著名知識分子回國。
（三）宣傳國内民主運動真相
内戰爆發後，廣大人民為了生存和國家前途，發起了各種形式的民主運動，不僅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武力鎮壓，還遭到其輿論封鎖和诋毀，中國共産黨及時向華僑宣傳國内民主運動的真相。
一是宣傳反美運動真相。1946年底，國内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國民黨不僅不為學生伸張正義，還對外一緻宣稱是中共鼓噪所緻。1948年，國内又爆發大規模的抗美運動，本為愛國民 主運動，國民黨卻大肆宣揚是中共别有用心為之。中國共産黨在海外的報刊對此類說辭予以回擊，對反美運動的實質進行了說明。《風下》刊出學生運動口号，借以告訴僑胞反美運動表達的是中國人民對美霸淩中國的集體憤怒：“我們沒有悲哀，隻有憤怒！不止憤怒，而且要抗議！以行動支持抗議！我們要求，徹底懲罰兇手！我們要求一個永遠的保證：美軍退出中國！”［41］《群衆》周刊對反美運動的發展走向進行了跟蹤報道，指出這一運動的發展壯大是“人民意識到了嚴重的民族危機，進行了艱苦的團結工作的結果”。［42］《華商報》明确指出美帝扶日的目的是以日本為堡壘，以中國為基地，企圖奴役東亞人民，鞏固美國獨占資本的擴張利益，國内民衆反美是為了保護民族利益，與國共、美蘇鬥争無關，并一再呼籲海内外中國民衆團結起來抵制日貨。“為着保護僑胞工商業的利益，除積極進行革命鬥争，結束這個賣國殃民的反動政權外，我們希望海内外人士一緻起來恢複過去抵制日貨的行動！”［43］
二是宣傳反蔣運動真相。解放戰争時期國内民衆除飽受美帝侵華之苦外，還飽受蔣介石政府專制獨裁和窮兵黩武之苦，為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要生存、要自由、要人權的民主運動。《南僑日報》對此予以積極支持，指出“盡管國民黨獨裁好戰分子将一切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運動咬定為‘反動共産黨’的‘直接或間接的煽動’，将人民大衆的請願呼籲行為判定為‘幹紀亂法’，但是反對内戰反對獨裁終于成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公意，絕不是少數反動者流所能夠污蔑阻拒的了”。［44］《正報》也表示：“在蔣的‘戡亂’暴令下，昔日帝王的苛政，也在今天複活。今天在蔣管區，如果被認 為有反内戰嫌疑的份子，不但自己會被立刻關進監獄裡，就是連家人和朋友，也有被牽連的堪虞，這就是蔣王朝所實行的‘民主自由’。”［45］《華商報》呼籲海内外中國民衆不要對蔣介石抱有幻想，不要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要生存、要自由、要人權、要安全保障，就隻有起而自衛。“為了保衛 我們的生存利益，隻有打垮禍國殃民的獨裁統治，建立一個民主和平強盛的新民主聯合政府，才能免受欺淩魚肉，立足生存于海外。”［46］
（四）重視華僑和平建國呼聲
内戰爆發前，華僑本來希望依靠國民黨來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不願意國共兩黨發生内戰。抗戰勝利以後，南洋、美洲華僑緻電蔣介石和毛澤東，呼籲雙方團結合作，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以防止内戰發生。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更是親電國内，力主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内問題，呼籲成立民主聯合政府。［47］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主張和平建國的态度得到華僑的認同，在華僑中引起共鳴，這本身就是對和平建國主張最有力的宣傳。紐約華僑領袖李國欽以同鄉身份緻電毛澤東，既盛贊中國共産黨為戰後和平所作的努力，又期望毛澤東盡最大誠意，使飽受艱辛的華僑享受到和平的果實。［48］可惜，1946年1月10 日召開的政協會議竟然沒有給華僑任何名額，令華僑大失所望。
1946年1月，《華商報》在香港複刊，側重向海外華僑宣傳中國共産黨和平建國政治主張，讓海外華僑看到了中國共産黨真和平的心聲，受到華僑的熱烈歡迎。［49］7月，《華僑導報》上開辟“‘七七’九周年菲律賓獨立紀念特刊”，以反内戰紀念“七七”而宣傳海外華僑對祖國抗戰的巨大貢獻，呼籲海外華僑同祖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反内戰、求和平。9月，《正報》應華僑要求，一連刊登了三篇僑胞反對内戰通電。①1947年6月，劉甯一在巴黎向華僑發表演講，希望海外華僑理解和支持中國共産黨，真正行動起來以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争取國内的和平建設，在海外華僑中引起了巨大反響。［50］
1947年10月10 日，中國共産黨制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把海外愛國華僑視為反蔣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革命力量，在海外進行了廣泛宣傳。1947年10月28 日，國民黨中央社公開宣布在華僑中有巨大影響力的民盟為非法團體，随後迫使其解散，嚴重影響了華僑對國民黨的認同，拉大了華僑與國民黨之間的距離，中國共産黨對民盟被迫解散的宣傳引起了華僑的政治共鳴。［51］1948年4月20 日《華商報》發表了李濟深、蔡廷锴反對僞國大的聲明，［52］在華僑中引起巨大反響。1948年4月30 日，中國共産黨發布“五一”口号，表示願同華僑等社會各界民主人士召開政協會議，号召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海外華僑的高度認同和積極響應。三大戰役結束後，中國共産黨再次響應民衆的呼聲，與國民黨進行停戰談判，并向華僑宣傳其和平建國主張，赢得海外華僑的高度贊揚。《美洲華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中共代表的是人民利益，當然會努力為人民争真正的和平。”［53］
（五）抨擊蔣介石政府喪權辱國行徑
“海外僑胞的愛國熱忱，向來是很高的，因為祖國的強弱，對于他們感覺最切。”［54］抗日戰争勝利以後，蔣介石因抗戰有功被譽為“愛國英雄”，背地裡卻一心要消滅共産黨，竟然一再對美妥協，出賣國家利益，還寬縱戰犯東條英機等，這些損害民族利益和尊嚴的行為，是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斷難接受的，中國共産黨也及時向華僑進行了輿論宣傳。
其一，抨擊蔣介石政府對中國主權的出賣。1946年11月，蔣介石政府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該條約共計30條68款，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中國共産黨對此進行了大力批判， 指出它比“二十一條”有過之無不及，直言這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堅持獨裁，勾結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利益的罪證。［55］此後，對美蔣簽訂的《中美航空協定》《美軍駐華美蔣秘密協定》《中美海軍協定》等條約，中國共産黨在海外刊物上都及時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國民黨反動統治如此賣國，是要一步步地把中國變為美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使全國人民與各地僑胞更加陷入奴隸生活的深淵裡”。［56］1947年9月《群衆》周刊轉載了旅法華僑和平促進會《反對賣國借款宣言》，号召全體華僑“凡炎黃華胄，均合力奮起，反對賣國特殊協定，一緻團結以取民族之獨立與生存，國家土地與主權之完整”。［57］
其二，抨擊蔣介石政府對美軍暴行的縱容。抗日戰結束後，日軍退出中國，在華美軍卻因國共内戰日益增多，且不時發生侵犯人權的事件。“沈崇案”曝光後，蔣介石政府卻是一味大事化小，甚至颠倒是 非，禁止此類消息傳播，即使學生爆發抗暴運動，美軍在華暴行最終也沒有受到制裁。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産黨通過“沈崇案”等大膽揭露美國的帝國主義面目，通過海外報刊把美國侵犯中國人人權的實情告知海外華僑，向海外華僑宣傳蔣介石政府對美軍暴行的姑息縱容，并刊發陳嘉庚先生領導僑胞對學生抗暴運動的支持。［58］“沈崇案”後，此類事件仍是層出不窮，《華商報》刊文指出：“有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中國不會得到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人民生命得不到保障。”［59］
其三，抨擊蔣介石政府對日本侵略者的姑息。日本在侵華戰争中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可是戰後蔣介石政府對日本侵略者的處置卻令國人憤慨不已。《群衆》周刊一一進行了揭露，指出中國本為戰勝國，蔣介石政府不僅不法辦戰犯東條英機，反而将其當作座上賓，為自己打内戰服務。同時由于美蔣的勾結，戰後日本侵略者在美蔣的鼓勵之下得寸進尺，公然要控制華僑在日本的資金，在台灣獲得特權等等。後來美國又縱容日貨在中國傾銷，使中國民族資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大量工人失業，廣大人民飽受饑餓和面臨破産。《群衆》周刊憤慨指出：“全國同胞和海外華僑們！蔣介石政府把戰犯當朋友，不是對我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嗎？”［60］“蔣介石政府為了維護法西斯獨裁統治，對美帝國主義是那麼恭順，對日本戰犯是這樣重用，可是，對人民是殘酷到頂，毒到頂了。”［61］
四、對華僑進行輿論宣傳的影響
解放戰争時期，華僑對國共兩黨的政治态度發生了巨變，這其中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共産黨對華僑開展的輿論宣傳工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華僑對國民黨由支持到反對
抗戰勝利之初，華僑“都對祖國懷着一股燃燒到沸點的希望；再由于他們與祖國的隔膜，正統觀念的濃厚，那時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仰，也達到了最高點。”［62］直至内戰爆發後，多數華僑還 是奉蔣介石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但一年後，人民在艱難痛苦的曆程中，逐漸看清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政府殘暴猙獰的真面目，對蔣介石政府的擁護有所松動。這種轉變與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的輿論宣傳密切相關。1947年1月，中國共産黨的機關刊物《群衆》周刊創刊時确立的編輯方針為“揭發國民黨為了打内戰，不惜向美帝出賣民族利益，使中國的殖民地化危機越來越嚴重；揭發國民黨官僚資本的掠奪，苛捐雜稅，惡性通貨膨脹等等”［63］。
在《群衆》周刊領銜下，中國共産黨對海外華僑一方面重點宣傳蔣介石政府為打内戰不惜同美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甚至縱容美軍在華踐踏人權，鎮壓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另一方面重點宣傳蔣介石政 府對各地華僑權益的漠視和踐踏。1947年10月，旅歐華僑和平民主促成會發表宣言指出，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維持一黨獨裁和四大家族特殊利益，不僅進行内戰，還出賣國家利益，鎮壓民主運動，拖垮中國經濟，搞得民不聊生，人民在這個反動政權統治下不但“愛國有罪”，而且要求吃飯也被認為“非法”，因而“旅歐的僑胞們也都明白，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結合，是中國人民唯一的敵人”，呼籲全體中國人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64］可見，華僑中的進步人士已與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主張趨于一緻。在國民黨實行輿論管制的情況下，華僑對國内政局能夠洞若觀火，這與中國共産黨的海外宣傳密不可分。
内戰爆發兩年後，華僑在中共的宣傳下已習慣稱蔣介石政府為“壞政府”和“臭政府”。如《華僑導報》明确指出：“中國人在海外到處受到歧視虐待，這些痛苦的來源，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獨裁無能的壞政府。”［65］華僑中的普通人士對蔣介石政府的擁護也從根本上松動，一名華僑運動員也表示：“華僑代表在國内要人的心目中，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實在不能抑止我們的失望了。”［66］1948年國民黨主持召開的“行憲國大”招緻海外華僑的猛烈垢病與抨擊，5月18 日，槟榔嶼、威萊斯10萬 華僑集會，會議後發出否認蔣介石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通電。到 1949年初，海外“所有中國人都把原來挂了很久的蔣介石像片收起來了”。［67］
（二）華僑對中國共産黨由好感到擁護
随着國民黨發動全面内戰，中國共産黨把海外華僑視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輿論宣傳聲援海外華僑的愛國言行。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産黨的好感日益增強，并把中國共産黨看作是領導中國人民和海外華僑走向幸福自由解放大道的重要力量。［68］内戰爆發一年後，在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過程中，中國共産黨發現華僑對共産黨和解放區的政策和實施情況還存在疑慮和誤解。為此提出：“消除那些對共産黨和解放區的政策還存在着的疑慮和誤解，對廣泛的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69］此後，中國共産黨對海外華僑加大了共産黨和解放區政策及其實施情況的輿論宣傳，陸續向海外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五一”口号等以闡明中國共産黨的施政綱領，獲得華僑民主人士的政治認同，使華僑認清國共之争“實際上乃是真三民主義與假三民主義之争，就是說，共産黨是表裡如一的真正徹底的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則是在口頭上唱着三民主義的調子，實際行動上卻完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70］
随後中國共産黨又陸續向海外頒布《華南人民武裝當前行動綱領》和《保護工商界利益的實際辦法》，不斷宣傳解放區政策的利民之處，以及華僑到解放區的觀感等，普通華僑對中國共産黨的認識也發生變化：“家鄉反三征等勝利的鬥争已經用事實直接向僑衆們證明了毛澤東領導下的祖國人民隊伍，的确是為人民勝利而英勇鬥争的英雄。”［71］1949年4月，長江英艦的事件傳到海外更是空前振奮了整個華僑社會，大家說：“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帝國主義面前揚眉吐氣！”“隻有中共才有這種骨氣和魄力！”華僑們意識到“在毛澤東面前是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的”，［72］對中國共産黨信任有加。司徒美堂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指出：“我們華僑相信，我們的政府是為争取最大人民利益的，我們堅決表示擁護；同時相信，我們能把三大敵人打倒，我們就有辦法把祖國建好。”［73］
（三）華僑對新中國建設予以極大支持
“海外華僑盼望祖國和平、民主、統一和富強，十分迫切。”［74］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輿論宣傳的重要内容，就是宣揚華僑的愛國主義精神，調動了華僑建設美好中國的積極性。新中 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産黨及時指出：“閩粵兩省為華僑最多的地區，現在兩個省份即将全部解放，這是海外歡欣鼓舞的一件大事，因此，報導解放後的華僑家鄉情況，号召僑胞投資建設，成為新聞工作經常注意的問題。”［75］在中國共産黨的宣傳引導下，海外華僑對新中國的建設給予了極大支持。
其一，海外華僑積極回國參加新政權建設。海外華僑代表響應中國共産黨的邀請，參加 1949年 9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并同中國共産黨及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共同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共同綱領》。新中國成立以後，華僑領袖在新政府中擔任要職，為新中國的政治建設獻言獻策，在各條戰線作出了獨特貢獻。胡愈之晚年回憶道：南洋華僑“有的回國以後當了國家幹部，至今活躍在文化、新聞、教育戰線上。”［76］
其二，海外華僑熱衷回國發展工商業，不斷加強對新中國的經濟投資。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 各地共吸收1億美元僑資。至1963年，由華僑投資主辦或由華僑投資協助擴建的工廠企業達100餘家。這些工廠和企業在擴大新中國對外貿易、保障物資供應、豐富社會生活以及解決就業問題等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新中國的經濟發展。［77］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緬甸華僑的愛國進步力量比其他南洋國家發展更為迅速，對新中國投資力度尤為突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工商業宣傳，赢得了緬甸華僑工商界上層人士的支持。在緬甸華僑共産黨、緬甸民盟等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華商商會、興商總會等緬甸華 僑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組織，都認可中國共産黨，願意支持中國共産黨，尤其是華商商會總幹事徐四民、興商總會會長陳占梅從反内戰運動時就站在同情和支持群衆愛國運動的立場上，更是表示熱誠擁護中國共産黨。［78］
其三，海外華僑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回國促進了新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在中國共産黨的感召下， 不少華僑知識分子突破阻力、克服困難，毅然回國貢獻智慧，為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1949年9月至1952年年底，海外回國留學生有2400多人，為新中國地質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各學科領域的發展貢獻了卓越智慧，尤其是促進了新中國國防科技從無到有發展起來，既支持了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又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79］
此外，華僑體育運動員亦回國參加建設，幫助新中國的體育事業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起來。回國的華僑體育運動員積極參加國際體育比賽，為新中國赢得了國際榮譽，更是成為開展現代競技體育項目的基石，促進了新中國的乒乓球、羽毛球、遊泳等體育項目的發展，［80］為建設體育強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綜上所述，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輿論宣傳工作，對促使華僑轉變政治立場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得到華僑的支持和擁護，根本原因是共産黨真正代表人民，代表正義事業，當然，也與其争取僑心的輿論宣傳政策密不可分。華僑之所以向中國共産黨靠攏，在于兩者價值觀的契合。“華僑明白地了解，當祖國還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羁縛，還沒有一個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民主政府的時候，在海外的僑胞之生命财産便得不到保護，在祖國之産業投資亦得不到保障。”［81］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争取僑心的輿論宣傳工作的寶貴經驗，值得進一步研究與借鑒。
［注釋］
［1］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2］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3］侯祥麟、羅沛霖、師昌緒等口述：《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頁。
［4］《和衷共濟（題詞）》，《華僑互濟社菲律賓支社岷裡拉分社元旦特刊》1948年1月。
［5］《壓迫的鉗子伸到海外》，《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2期。
［6］《共産黨為什麼來搗亂》，《華僑評論》1947年第2卷第13期。
［7］《被遺棄的祖國兒女（仰光通訊）》，《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16期。
［8］《國際簡訊》，《人民日報》1946年11月7 日。
［9］《菲島近事（馬尼拉通訊）》，《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46期。
［10］《灰暗的霧幕（曼谷通訊）》，《群衆》1948年第49期。
［11］劉華：《論解放戰争時期海外華僑政治立場的大轉變》，《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周南京：《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新聞出版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第32~532頁。
［13］鐘紫：《戰後香港第一家黨報——〈正報〉》，《新聞研究資料》1982第2期。
［14］鄭新如、陳思明：《〈群衆〉周刊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第 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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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陳介成：《大埔客家人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頁。
［17］文輝抗、葉健君：《開國部長》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612~613頁。
［18］文輝抗、葉健君：《開國部長》下，第612~613頁。
［19］李喜所、周棉：《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33~340頁。
［20］倪延年：《中國近代新聞國際交流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06~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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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呂帥：《中國新聞播音八十年研究 1940—2020》，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44頁。
［23］陳國威：《1924—1945年國民黨海外部與僑務工作考論》，《華僑華人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4］劉華：《論解放戰争時期海外華僑政治立場的大轉變》，《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5］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黨史資料》第29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0~222頁。
［26］周南京：《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新聞出版卷》，第427頁。
［27］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28］《僑胞的惡運》，《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2期。
［29］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30］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31］《菲憲兵與國民黨狼狽為奸僑商公報人員被捕》，《人民日報》1946年9月23 日。
［32］《蔣政府代表了誰？》，《風下》1946年第43期。
［33］《今日的暹羅華僑（上）（曼谷通訊）》，《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11期。
［34］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35］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産黨廣東曆史第1卷》（1921—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540~541頁。
［36］《為實現華南行動綱領而奮鬥》，《群衆》1948年第42期。
［37］《華南人民公意的具體表現》，《群衆》1948年第42期。
［38］藍振露：《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的華僑經濟政策》，《黨史縱橫》1991年第3期。
［39］裴廣強：《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在海外團結學人的嘗試——以“留美科協”為中心的組織史考察》，《山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40］李喜所、周棉：《留學生與中外文化》，第333~340頁。
［41］《抗議美軍暴行的上海元旦大遊行》，《風下》1947年第58期。
［42］《看看蔣介石的後方》，《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11期。
［43］譚平山：《從舊國恥看新國恥——反對美蔣助日複興陰謀》，《華商報》1948年5月9日。
［44］《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南僑日報》1947年5月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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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菲島華僑小商人危機》，《華商報》1948年1月12 日。
［47］《旅美洪門緻公黨反對内戰》，《新華日報》1945年8月27 日。
［48］曾瑞炎：《華僑在戰後反對美國助蔣打内戰的愛國鬥争》，《八桂僑史》1999年第2期。
［49］倪延年：《中國近代新聞國際交流史》，第233頁。
［50］劉華：《論解放戰争時期海外華僑政治立場的大轉變》，《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1］周新民、李相符、羅子為：《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一周年的回憶》，《光明報》1948年新2卷第6期。
［52］《蔣介石當總統李濟深蔡廷锴聲明否認号召中山信徒堅決反對》，《華商報》1948年4月20日。
［53］《從中共聲明看真正的和平》，《美洲華僑日報》1949年1月27日。
［54］《壓迫的鉗子伸到海外》，《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2期。
［55］《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廿一條》，《群衆》1948年第2卷第10期。
［56］《勞大緻電海外華僑》，《群衆》1948年第36期。
［57］《旅法華僑反對賣國借款宣言》，《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35期。
［58］《僑胞的支援》，《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20期。
［59］《沈崇案一周年》，《華商報》1947年12月20日。
［60］《蔣政府的滔天大罪》，《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21期。
［61］《蔣政府的滔天大罪》，《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21期。
［62］《今日的暹羅華僑（上）（曼谷通訊）》，《群衆》香港版 1947年第11期。
［63］楊元華、鮑炳中、沈濟時：《香港：從被割占到回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頁。
［64］《發起旅歐華僑和平民主促成會宣言》，《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39期。
［65］《大家動手解決壞政府》，《華僑導報》1948年10月16日。
［66］《要人眼中的華僑》，《群衆》1948年第2卷第18期。
［67］《菲島華僑對祖國人民勝利的反響》，《群衆》1949年第28期。
［68］《馬來亞僑胞擁護政協決議》，《解放日報》1946年3月7日。
［69］《争取勝利的迅速到來》，《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21期。
［70］《人民解放軍與土地改革》，《群衆》香港版1947年第42期。
［71］《菲島華僑對祖國人民勝利的反響》，《群衆》1949年第28期。
［72］《菲島華僑對祖國人民勝利的反響》，《群衆》1949年第28期。
［73］《美洲華僑代表司徒美堂講話》，《群衆》1949年第26期。
［74］《陳嘉庚講詞》，《群衆》1949年第26期。
［75］《人民記者與當前新聞工作的任務》，《群衆》1949年第36期。
［76］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118頁。
［77］代帆、林如鵬、宋獻中：《華僑華人與中國發展》，廣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55~157頁。
［78］張應龍、袁丁、張國雄：《廣東華僑史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6~100頁。
［79］任貴祥、朱昌裕：《華僑華人與中國改革開放4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5~27頁。
［80］丹擁軍：《永遠的祖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2年，第127~135頁。
［81］蔡馥生：《華僑經濟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群衆》1948年第36期。
作者單位：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覃采萍、許昌管：《解放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對華僑輿論宣傳工作的曆史考察》，《華僑華人曆史研究》2024年第4期，第39-50頁。
